［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8)04-0065-12 ［收稿日期］2008-07-08 朝鲜战争结束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始了同西方国家的“和平竞赛”。与战争形式不同，“和平竞赛”是两大阵营在较为缓和气氛下的一种角逐。虽然冠以“和平”，但终归是角逐。经济、技术、国防等实力总体上落后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国家，希图通过迅速提升国力，赶上并超过西方国家。有专家考证，最早提出“和平竞赛”的是苏联的马林科夫，他在朝鲜战争停战的翌年即表示苏联主张同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进行“和平经济竞赛”[1](P147)。不管是不是对苏联主张的回应，中国很快参与了这场“竞赛”。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虽然没有用“和平竞赛”的语言，却以“追上或赶过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2](P141)的说法，在马林科夫提出“和平经济竞赛”的第二年，表达了相同或相近的意思。随即，中国就发动了追赶西方国家的“大跃进”运动①。从这个意义上说，“大跃进”就是“和平竞赛”在中国的展开；或者换句话说，中国是以“大跃进”加入了“和平竞赛”的“大合唱”。 几乎所有的著述都是从上述视角，来考察中国“大跃进”的目标的。然而，研究者在看到社会主义阵营同外部西方世界竞赛的同时，却多少忽略了这个阵营内部的竞赛，即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较量。梳理中国“大跃进”的历史会发现，至少中国领导人同时预设了两个目标，即赶超英美和赶超苏联。 有材料表明，至迟从1955年开始，毛泽东就把苏联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比照对象。他乐观地估计中国的工业化在十二年里就可以基本完成，设想“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最后一年即1967年，我们就可以每年生产钢一千八百万吨到两千万吨（比苏联第三个五年计划1940年的水平多一点）”[3]。苏联的钢产量，按照当时的统计，“一五”计划前为328.23万吨，“三五”计划期末的1942年为2800万吨，增幅为753.06%[4]。中国的钢产量，“一五”计划前为135万吨[5](P225)，到“三五”计划期末，按照毛泽东设想的2000万吨，增幅约1381.48%。这个预想的增幅是苏联的1.83倍，大大超过了苏联的增产速度。稍后一些时间，毛泽东在内部说得更为明确：“我国建设能否超过苏联头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我看是可以赶上的，工业也可以超过。我国工业化，工业建设，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我们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速度束缚。”[6](P476)这时，毛泽东把苏联作为中国赶超的目标，的确耐人寻味。斯大林逝世已经两年多，对毛泽东已不再构成精神压抑和政治禁忌。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更让毛泽东感到是“揭了盖子”，他在疑惧和警惕“否定斯大林”的同时，却又由衷肯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称它“打破了‘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考虑问题”[7](P6、15)。毛泽东后来用“一则以喜，一则以惧”[8]形容他这时的心情。笔者以为，恐怕是“喜”在“惧”上，“喜”比“惧”多。斯大林这个“紧箍咒”解除了，毛泽东可以更加放开手脚，以亢奋的心情追赶苏联。1956年，毛泽东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被普遍认为是突破苏联模式的代表作。然而，没有人注意到，毛泽东在批评苏联的一系列弊病时，唯独没有涉及苏联过高的经济速度问题。非但如此，在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还提议要追加1956年的基建预算，在与会者表示异议之后仍坚持己见，并因此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产生嫌隙，以至于将反映周恩来意见的“反冒进”社论认定为是矛头对己，批示“不看了”[9](P1227、1231)。这个历史细节，颇能说明毛泽东对速度和规模的追求。 仅仅超过苏联的工农业产量增幅和速度，其实还不是毛泽东的全部目标；他的全部目标，是要在经济速度、规模、总量乃至技术等方面一概超过苏联。也许公开场合有些不便，1957年11月召开莫斯科会议，尽管毛泽东在众星捧月般的掌声中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也只是称“在十五年后，在我们阵营中间，苏联超过美国，中国超过英国”[10](P296)。而在党内，毛泽东则全无顾忌，把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如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谈到两桩往事。一桩是：“过去，林彪在延安曾谈过，将来中国应该比苏联强。那时，我还有点不大相信，我想苏联也在进步呀！现在我相信了，完全有可能。我们这么多人，现在六亿，再过十年、十五年八亿，人多总要做事，总不能光睡觉嘛！”[11]另一桩是：“1949年6月，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到莫斯科，在宴会上，斯大林举杯祝贺中国将来超过苏联，要少奇同志喝酒。少奇同志说：‘这杯酒不能喝，你是先生，我们是学生，我们赶上你，你又前进了。’斯大林说：‘不对，学生不超过先生，那还算什么好学生，一定要喝。’僵持了一二十分钟，最后少奇还是喝了。先生教了学生，学生超不过先生，就是不争气。要争气，要喝这杯酒。”[12]叙述往事的目的是提醒人们：中国不仅应该赶上和超过苏联，而且能够赶上和超过苏联。 毛泽东强调赶超苏联，也一再声明要赶超英美，从文献材料看，说赶超英美的频次甚至更多，至少在公开场合是如此。但是，同为中国追赶的对象，英美和苏联在毛泽东心中恐怕并非平行的目标，而是有主有次的。笔者以为，同赶超英美相比，毛泽东更看重赶超苏联。一个极端的例证是，1958年8月毛泽东曾经说过：“要破除迷信，美国算不了什么，不要二十年，苏联就变为两个美国，我们就变成四个美国。”[13]这里的赶超对象，实际上有两个，前一个是美国，后一个是苏联。毛泽东在估计中国成为四个美国时，等于说中国成为了两个苏联。孰主孰次，昭然若揭。毛泽东说话的心态，似乎是成竹在胸。这就难怪，1958年秋冬，当他也承认“大跃进”已经“出了乱子”的时候，谈到谁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他依然以优势地位的口吻说：“即便我们已经准备好，也不进，至少等苏联进入两三年后再进，免得列宁的党、十月革命的国家脸上无光。本来可进而不进，也是可以的”[14]。毛泽东的话让人感觉，苏联已经不是竞争对手，而是落败后被优胜者礼让的同情对象。 在国际“冷战”的格局下，毛泽东何以要在同西方国家竞赛的同时，同邻国苏联展开另一场竞赛而且更看重这场竞赛呢？这恐怕要从中国革命的历史，从中共与苏共及斯大林的复杂关系作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