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国民党高层政治女性的政治取向与身份认同 ——以宋庆龄、何香凝为叙述中心 方红姣 周锦涛 湘潭大学 摘自《社会科学辑刊》（沈阳）2008.3 国民党高层政治女性，是指那些自身是国民党员，在国民党体制内有着特殊的身份，有着某种不受国民党政治控制的相对自由的人。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何香凝等仍坚决支持和拥护孙的三大政策，与中共保持着密切联系，谴责国民党当局的反共反苏政策。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宋庆龄等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表示了极大的气愤，并积极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为抗日奔走呼告。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她们因自身国民党员的身份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日，倡议全国支持其抗日大业，但对蒋政权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国民党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表示了不满。宋庆龄、何香凝等支持共产党、不断谴责国民党的原因，与她们始终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理想和奋斗目标，坚持自己的信仰，且为了其实现，不畏强暴，扶持弱者有关；另外也与共产党尊重她们的意见，紧密团结她们有关。 东北籍抗日救亡人士在重庆 张洪军 辽宁社会科学院 摘自《理论学刊》2008.5 1938年10月，日本军队占领广州、武汉后，重庆遂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东北籍抗日救亡人士也大多先后到达重庆，他们以其特殊的身份，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以“东北救亡总会”为载体，以《反攻》为阵地，坚持党的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积极开展上层人士的统一战线工作。同时，他们还建立了民主政治团体，要求实行民主政治、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东北籍抗日救亡人士在重庆展示了大无畏的斗争精神和高超的斗争技巧，他们为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中国抗战的彻底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曲折命运和经验教训 沈传宝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摘自《中共党史研究》2008.2 “文化大革命”是在捍卫马克思主义纯洁性的初衷下发动的，作为其指导思想的“继续革命”理论，被宣传为对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而实际上这一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理解和具有经验主义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它既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不符合中国国情，更与时代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这一时期，尽管在总体和指导思想上，是马克思主义的严重倒退，但是也有大批党员干部和群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努力。所有这一切，都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继续飞跃，提供了丰富而深刻的经验教训，作了各种准备。 压力集团的抗衡：1931年上海钱业公会请求另定《钱庄法》之争 邹晓昇 复旦大学 摘自《社会科学研究》2008.4 1931年《银行法》的颁布意味着钱业存在的法理基础被否定，而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存在了数百年之久的钱业在现实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尽管《银行法》的颁布确实是世界潮流的大势所趋，但事实表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尚不够成熟，《银行法》还不适宜于当时中国的经济环境。上海钱业公会作为钱业集团的利益表达机关，为维护共同利益、实现自己的目的，采取共同行动进行游说，对政府施加压力，政府态度因之发生变化。虽然上海钱业公会另定《钱庄法》的请求因立法院的反对无果而终，但由于钱业公会等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银行法》也因此悬之高阁，反映出经济压力集团（行业协会）的行为对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施行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