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惨绝人寰的重大事件。它也是触动中日两国关系敏感神经的诸多历史问题中的一个典型事件，同时也构成了中国人对日本侵华历史认识的一个象征。中国史学界对南京大屠杀事件一直极为重视，即使在特殊年代研究虽有曲折，但也没有停止。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对南京大屠杀史料的调查、搜集和整理，研究工作有很大的发展，研究范式也随着国内外社会环境的变化发生了一系列转移。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一探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 从20世纪30年代后期到40年代末，为南京大屠杀史料的积累时期。这些史料包括中外记者当年的新闻报道、留宁中外人士的书信、日记、调查、影像资料及西方留宁外交人员的报告；幸存中国官兵及其他一些人士的回忆性著作；中国政府在抗战期间及战后的调查；日本随军记者的报道、日军作战命令及阵中日志、官兵的私人日记；东京和南京法庭审判战犯的档案资料等等。这些资料为南京大屠杀研究提供了基础。但由于种种原因，许多资料或被销毁，或分散在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给以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带来许多困难。 20世纪40年代末，由于中国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动，以及意识形态问题，导致南京大屠杀研究缺乏资料和宽松的政治环境。在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正处在“文革”前夕，各方面均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学术界亦是如此。在这种特殊环境下，中国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主要是以收集资料为主。研究范式则是实证方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侵占南京期间所犯下的暴行。最早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的是南京大学历史系。196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日本史小组组织了部分学生，在高兴祖等老师的带领下，对南京大屠杀事件展开调查，搜集了许多难得的照片和资料，于1962年编著了《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的大屠杀》① 一书。该书是这一时期国内对南京大屠杀研究的第一本专著，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的杀、烧、淫、掠等方面的暴行，同时还涉及对安全区的描写，以及中国军民在日寇施暴的同时进行的殊死斗争。书中内容虽不十分丰富，并且因受到当时社会政治因素的影响，有些观点还值得商榷，但对于从学术上研究这一事件，其作用不可忽视。特别是该书从学术角度在研究遇难人数方面，运用实证比较方法对日军集体屠杀人数和主要慈善机构收埋尸体数分别相加，进行比较论证，在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范式上，迈出了可贵的一步。另外，该书在南京大屠杀的分期上，根据日军进行屠杀的时间与杀人数量相对照来划分②，不管分期恰当与否，这种思路，对以后学者研究给予了很多启发。另外，1961年原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梅汝璈撰写了《关于谷寿夫、松井石根和南京大屠杀事件》③ 一文，被认为是20世纪60年代发表的一篇具有学术价值的文章。该文也是以实证为基础，作者根据所能记忆的、印象最深刻而使作者“永世难忘的一些暴行实例，以及远东法庭在审讯和判决中所确认的一些事实和论断”写成，作为“挂一漏万的回忆和叙述”④。作者在文中从屠杀、奸淫、对安全区的破坏、德国外交部档案中发现的证据以及对远东国际法庭对南京遇难同胞人数的认定的说明，论证了南京遇难同胞在三十万以上的估计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并且与远东国际法庭的估计没有矛盾或抵触。⑤ 同时作者对当时只能从外国人的著作中看到一些零星的、不完备的南京大屠杀记载，而我国国内却“从未出版过这方面内容的书籍”，感到很遗憾。⑥ 在文章最后作者觉得“为了充实历史和教育人民，我国的历史工作者对于像轰动全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一类的事件以及外寇在我国的其他残酷暴行，似乎还应该多做些调查研究和编写宣传的工作”⑦。这篇文章虽带有时代的烙印，但作者在文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论述、研究现状及对史学工作者的期望，应该是相对中肯的。随后由于国内政治运动的发生，从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到整个70年代，中国史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基本停滞。因此，从总体上说，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史学界对南京大屠杀的学术性研究虽已涉足，但尚未真正展开。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中国史学界民国史研究的环境逐渐宽松，南京大屠杀研究也逐渐被重视。另外，自80年代初开始，日本少数右翼分子加紧了对历史上发动侵华战争和制造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否定，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又适逢日本“教科书事件”⑧，这些情况直接促成了80年代初以后中国史学界南京大屠杀研究热潮的形成。从1983年底起，南京市有关方面成立了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对南京大屠杀资料进行广泛收集，以利于开展全面深入的研究。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为止，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在史料收集方面取得较大成果，为这一阶段的研究奠定初步史料基础，研究工作开始进入了系统化阶段，研究领域也开始由实证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及遇难人数向其他方面拓宽。 但是，这一时期，学术界对南京大屠杀研究主要是因为日本文部省在审定教科书时，否定侵略，否定南京大屠杀等政治问题而引起，再加上日本国内“虚构派”学者否定南京大屠杀，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学界的研究，政治意义大于学术意义，民族主义色彩还是比较浓厚，在研究范式上仍是以实证方法为主，主要是以受害者的身份，运用大量的史料来据理力争，通过编撰南京大屠杀的论文、史料集来回应和论证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所以作为研究者还不能主动的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深入的研究。即使如此，各方所作努力的成果却是不容忽视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通过史料征集和收集，以及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采访，编辑和出版了一些史料集，主要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集》⑨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照片集》⑩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11)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档案》(12) 等。这些成果显示出南京大屠杀资料收集的系统性特点。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在国内外相继发现了一批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新史料：1985年，发现了当年担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代理校长魏特琳的日记，其中记载了日军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大量暴行。1987年，原日军士兵东史郎公开发表了当年所写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日记，其他日军官兵的手记、日记在此前后也陆续公开面世。1990年，在德国外交部档案馆波茨坦分馆，发现当年德国驻华使馆南京办事处政务秘书罗森博士致德国外交部的报告，其中有许多涉及南京大屠杀的内容。1991年，在美国发现传教士马吉牧师当年摄制的日军暴行纪录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副总干事费奇的日记和书信；在美国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还发现了贝德士文献中有关南京大屠杀的资料。1994年，在美国华盛顿国家档案馆解密的一些档案中，发现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如涉及在南京等多个地方屠杀30万中国人的“广田电报”。同年，在辽宁省档案馆的日本满铁档案中，发现与南京大屠杀相关的档案。1995年2月发现当年鼓楼医院医生威尔逊的日记，他曾亲眼目睹了日军在南京杀、烧、淫、掠等暴行。1996年，发现了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的日记。该日记在公开后被发现是记录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史料。同时还发现了拉贝精心保存的80多张现场拍摄的照片，且照片附有翔实说明。在获得新资料的基础上，中国史学界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和史料整理工作，又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编辑出版了一批新的史料集和专著，其中主要有：《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13)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南京大屠杀》(14)《南京大屠杀图证》(15) 《腥风血雨——侵华日军江苏暴行录》(16)《血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实录》(17)《中国抗日战争史丛书·南京大屠杀》(18) 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