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8)04-0145-12 中国近代社会转型时期，文化人的生存样态亦随之发生变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一变化的具体状况及程度却远未厘清。前此，论者对中国近世知识分子的研究大体是从学术史的角度考察该群体的学术思想、治学方法与成就等，且大体认定自科举制废除、民国新政制建立后，中国学人已由传统“士人”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治学思想与方法的变化自然可以反映出中国学人生存样态的一定变动，但更能表征中国学人作为如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所说“生存着”的“人”①的变化的本真因素应是其日常生活习性与情趣爱好。本文即从一个特定时期中国学人的日常生活切入，试图考察其习性与情趣样态，即从一个更本真的侧面展示中国学人的现代性转型程度。中国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之争随即成为政治主流，且愈演愈烈，直至三大战役结束前，中国前途未明，政局动荡不安。李思纯《金陵日记》即产生于这段时间。笔者选择这个特定时期产生的李思纯日记及其至友吴宓同期日记，并佐以胡适日记中所记述的日常生活作为考察对象，所虑之一在于，作为“生存着”的“人”的生存本身在动荡时期会受到多种干扰，在干扰中仍能保持下来的生存样态无疑是最本真的常态，更具代表性。其二，李思纯为川籍学者，但因其于20世纪20年代留学法德等国，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著名学者和其他非著名学人交游广泛，学与其通，其生活样式具有代表性，且李氏日记记事甚详，录下了众多事件的过程与活动的细节。作为一部珍藏了半个多世纪未曾示人的个人生活日录，具有反映其时学人生活样式的重要史料价值。其三，“生存着”的“人”的习性和情趣与主体本身的性格关系甚大。李思纯性格随和，处世平常；吴宓性格刚直，脾气较大；胡适则性略自尊，功名心强，且交结高层，与闻大政。三者是三种不同性格的学人，而且，此三人周围皆存在一个不小的学人圈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因此，从他们日常生活习性与情趣喜好的共同之处中，大致可以透视出此一时期多数中国学人的生存样态。 一、对政治关怀而不深切 李思纯1893年生于四川成都，其祖、父皆清朝官员。1919年秋，李思纯与何鲁之、李劼人等同往法国勤工俭学，先后在里昂、蒙彼里埃、巴黎求学。1922年，李氏因法国物价太高而转到德国柏林大学就读，于此结识陈寅恪，后常有诗歌唱和。 1923年初，李思纯归国，在《学衡》刊登诗作，得面晤吴宓，从此过从密切，成为至友，并经《学衡》同仁介绍受聘东南大学，任法语和法国文学教授。次年四五月之交，东大“裁并西洋文学系”，吴宓等“散之四方”。[1]李思纯离东大回川出任四川省外国语专门学校校长。一年后外国语学校以经费不济而停办，李思纯赴北京求职，在北京师范大学和北大预科任教。其间，李思纯得与老友陈寅恪、吴宓会晤，并造访了梁启超、王国维等名家。 1926年，北方政局动荡加剧，李思纯再度返川，任教于成都师范大学、成都大学。1927年12月起先后兼任田颂尧29军顾问、国民政府四川交涉员等职。1936年，李思纯受川康边防总指挥兼西康建省委员会委员长刘文辉之聘任建省委员会顾问，是年8月至11月随刘氏入康考察四月。返蓉后力辞顾问职，刘文辉挽留不成，但竭力保荐李氏入选西康制宪国大代表。抗战爆发后，李氏仍执教于四川大学，1941年始任四川大学师范学院史地系主任，并著成《成都史迹考》一书(未刊)。[2]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召开制宪国大，李思纯为国大事于1946年4月和11月两度赴南京。1947年1月初，制宪国大结束后，应竺可桢校长邀请执教浙江大学[3]，同年2月24日结束。[4]是年，李为竞选国民政府立法委员而加入民社党，竞选失败后于1949年退出该党。1949年12月成都解放，因上述问题被四川大学解聘。1951年奉调赴重庆革大学习，年底被分配到四川文史馆做研究员。1960年3月病逝于研究员任上。[5] 李思纯一生不喜记日记，他在赴西康考察之际所记《康行日记》中曾言：“余生遍历南北，……远到南洋、印度、欧洲俱曾身历其地。然今兹西康之游，则余初所万无及料者也。……人生因缘无定，凡所经历，过眼如烟云飞散，余疏慵，生平未常作日记。今兹之行，乃备载其始末。一时兴会所至，姑为录之，聊以见人生短程之一瞥云。”[6]《康行日记》为李氏第一本日记，言为兴会所至，应属不虚。在留欧期间，其遍游名胜，经历颇丰，但从未写过日记，现留下的一些观感皆载于与友人互寄之明信片中，内容简单，一言带过，且不录时日，难为研究之用。《康行日记》写成十年之后，李氏又于1946年出席制宪国大时写下《金陵日记》。时李氏已年近半百，反不如青壮时“疏慵”，写下一部记事甚详的日记，缘由何在，李思纯本人未加说明。他在《金陵日记》的前言中只说：“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丙戌，余以国民大会制宪事，自蜀东下，略记所历如左。”[7]是为前言全文，就中提及国民大会事，但并未透露出他有看重此事而特意写日记的意向。若就行程重要性看，则远不及其欧洲之行，亦不存在特意为之写日记的动因。因此，大致可判定《金陵日记》的写成亦属兴之所至，随意而为，不经意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金陵日记》写于抗战方告结束，国内政治纷争大起，国事前途不定之际。在政局动荡之期，李思纯作为一位留欧学人愿意出任国大代表之举动及其日记内容都表明他对政治有一定关怀。1946年4月，按国民政府1945年宣布的时间表，李氏与川康代表飞南京赴会。行至重庆，得知国民大会将展期召开。李氏4月24日日记载：“闻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对国民大会代表尚未推出，须待此一二日内始能明了局势。……晚，闻本日政治协商会议对国民大会事，未得协议。民主同盟张君劢、罗隆基等反对开会，蒋乃明令宣布延期召集”。[8]此说显与事实不符，此时政协会议早已闭幕，实因国民党内右派阻碍政协决议的实施，导致国民大会受阻。李氏未参与政协，不明就里，情有可原。大会不能如期召开，引发各省代表强烈反对，4月26日，各省区代表百余人在沧白堂集会，决议起草宣言，“斥责政府失信，党派劫持”，并“主张自行到京集会”。同仁曾慕韩(琦)劝李氏入京。李思纯在日己中写道，曾“力劝余须赴京，勿返蓉。余既至此，计惟有赴京一行，略觇时局前途”。李思纯等到南京后，所议最要之事为国民大会准备会常设机构如何设置问题。[9]李氏记下这些争执，并愿参与意义甚微的赴京集会，以观察时局，亦表明李氏对政治抱有关怀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