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寅派”是中国现代史上重要的思想文化流派，它因章士钊所办《甲寅》而得名。但章士钊一生创办过三次《甲寅》，即《甲寅》月刊、《甲寅》日刊和《甲寅》周刊。《甲寅》月刊1914年5月10日创刊于日本东京，第4期后因故停刊半年，从第5期起移往上海，出齐10期后因被禁而停刊。《甲寅》日刊于1917年1月28日创刊，每日1号，每号6版，实为日报而非期刊，至6月19日停刊，共出版142号（报纸排号为150号，有误）。《甲寅》周刊创刊于1925年7月18日，发行45期后于1927年4月2日停刊。《甲寅》月刊、日刊和周刊的封面均为隶书的《甲寅》二字，并配以英文“THETIGER”，或许在章士钊看来，这三份刊物的区别只是出版周期的不同，但事实上，其前后思想主张差别极大，参与编撰人员也很不一样。以往史书在涉及“甲寅派”这一概念时，往往各取所需，不作区别。其中以胡适、钱基博为代表的一些人认为，“甲寅派”是指《甲寅》月刊时期的章士钊、高一涵、李大钊、李剑农等人，该派主要是个政论文派别。而以梅子、贾植芳等人为代表的另一些人则认为，“甲寅派”是指《甲寅》周刊时期的章士钊、瞿宣颖等人，且该派主要是个思想文化派别。很明显，这两种观点都有其片面性，且都没有注意到《甲寅》日刊时期“甲寅派”的情况。 事实上，“甲寅派”因《甲寅》而得名，而《甲寅》则有所谓前《甲寅》与后《甲寅》之别。前《甲寅》不仅仅指《甲寅》月刊，也应包括《甲寅》日刊，后《甲寅》则指《甲寅》周刊；《甲寅》日刊从来就是一份日报，并未改为周刊。胡适所说的“甲寅派”（即前期“甲寅派”）不仅仅是一个文学流派，同时也是一个思想文化流派；它并非形成于《甲寅》月刊时期，而是形成于《甲寅》日刊时期（因此，“前《甲寅》”与前期“甲寅派”的含义有所差异）。梅子、贾植芳等人所说的“甲寅派”（即后期“甲寅派”），固然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派别，但在其作者队伍中，究竟谁属后期“甲寅派”，尚须作进一步的分析。本文即拟对上述观点做一论证。 一、前《甲寅》与后《甲寅》 就目前所知，最早将《甲寅》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的可能是陈子展。1930年，他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一书中写道：“我们要说这二十年来的‘政论文学’，总不会忘记章士钊的《甲寅杂志》，同样，我们要说这十来年文学革命的最后之劲敌，就该不会忘记章士钊的《甲寅周刊》。”“平心论之，章士钊的‘前甲寅’，使人知道中国文学在‘古文范围以内的革新’，最好的成绩不过如此，为后来的文学革命，暗示一个新的方向，自有其时代上的价值。他的‘后甲寅’，若是仅从文化上文学上种种新的运动而生的流弊，有所指示，有所纠正，未尝没有一二独到之处，可为末流的药石。但他根本想推翻这种种新的生机，新的势力，仍然要维持四千年来君相师儒续续用力恢弘的东西。所以他努力的结果，似乎一方面只能表示这是他最后一次的奋斗，他的生命最终的光焰；另一方面只能代表无数的学士大夫之流在文字上在学术思想上失去了旧日权威的悲哀，代表无数赶不上时代前进的落伍者思古恋旧的悲哀，为新潮卷没的悲哀。”① 这是笔者见到的最先使用前《甲寅》、后《甲寅》这一对概念的史学著作。需要指出的是，陈子展在这里所说的《甲寅杂志》就是《甲寅》月刊，当时的人包括章士钊本人都用《甲寅杂志》来指称《甲寅》月刊。后来，曹聚仁在谈及章士钊在《甲寅》周刊时期的文学主张时，也曾使用后《甲寅》这一提法。② 我们知道，《甲寅》月刊与《甲寅》周刊不仅编撰队伍不同，思想主张更是相差甚远，因此将《甲寅》月刊与《甲寅》周刊区别开来是应该的，甚至是必需的。问题是，怎么处理《甲寅》日刊？换一句话说，应该把《甲寅》日刊单独划分一个时期呢？还是将其并入前《甲寅》或后《甲寅》呢？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需对长期以来围绕《甲寅》日刊存在的一个误传予以澄清。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许多人仍认为，《甲寅》日刊初为日刊，后改为周刊。新出版的白吉庵的《章士钊传》说得更具体，认为章士钊于1917年1月28日在北京恢复《甲寅》日刊，2月17日改为周刊发行。③ 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现存的《甲寅》日刊看，该刊1917年1月28日创刊，到6月19日结束，期间虽在编排上存在不少错误，但从来都是每日一号，且在正常情况下，逢周六、周日亦不停刊。另外，《甲寅》日刊创刊后，曾从第3号（1月30日）至第13号（2月9日）连续多日刊发《甲寅》周刊出版预告：“本社除发行《甲寅》日刊外，仍发行《甲寅》周刊，定于阳历二月十日出版。所有议论仍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主旨。通讯一门，尤所注重，务使全国所怀之感想，均得如量发抒。其文或指陈一时，或阐发一理，抑或论人议政，皆所欢迎……特此宣告。甲寅社启。”2月10日（也就是预告中说的《甲寅》周刊出版日）以后未再见到预告，也未见到《甲寅》周刊出版。《甲寅》日刊于2月17日改为周刊之说更是明显错误，因为根据日刊的排序，当日应为第21号，阴历正月二十六日，星期六。查保存至今的第21号除刊登有各种命令、电报、新闻、广告外，还有李大钊的社论及时评各一篇，高一涵的时评一篇。后人关于《甲寅》日刊改为周刊的误传，很可能是由这则预告引起的。 下面我们再来讨论《甲寅》日刊的归属问题。笔者以为，应将《甲寅》日刊划入前《甲寅》时期。理由如下： 第一，作为“甲寅派”的精神领袖，章士钊在民国初年的思想有过几次比较明显的变化，其中一次是在1918年底，当时他在纪念北京大学建校20周年时作了题为《进化与调和》的演讲，公开鼓吹新旧文化的调和，不再谈政治调和。第二次是1921年2月至1922年9月的第二次欧游。此次欧游回国后，章士钊的思想从新旧调和完全回归传统，走向所谓的“全面反动”。《甲寅》日刊创刊于1917年1月28日，停刊于1917年6月19日，也就是说处于章士钊发表《进化与调和》这一演讲之前。因此从时间上看，《甲寅》日刊在章士钊的思想发展变化过程中很难构成一个独立的时期，也很难划入后《甲寅》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