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突发事件的应对机制

——以1949年察北专区鼠疫防控为例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洪河,副教授,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新乡 453007)

原文出处:
当代中国史研究

内容提要:

1949年10月,察哈尔省察北专区鼠疫的流行和蔓延是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一次重大的突发事件,我国政府沉着冷静,从容应对,首先摸清情况、认清形势,其次正确评估、科学论证,最后采取果断措施,建立了政治动员机制、组织决策机制和信息沟通机制,为后来新中国成功处理类似事件提供了借鉴,也为后来新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和社会进步事业打下了牢固基础。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8 年 1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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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7;R184.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8)03-0035-07

      突发事件是在社会生产、生活中突然发生的造成或可能造成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影响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的重大事故、事件。突发事件的突然性、不确定性和巨大的破坏性,使突发事件的应对和应对机制的建立显得异常重要。1949年10月,察哈尔省察北专区(以下简称“察北专区”)鼠疫的流行和蔓延无疑是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的一次重大的突发性事件,如何应对这一事件是对当时党和政府执政能力和水平的一次严峻考验。

      一、察北专区鼠疫的发生及其演进

      鼠疫是由鼠疫杆菌传染的病死率极高、社会危害性极大的烈性传染病。根据已有研究证明,近现代以来华北地区鼠疫流行非常频繁,其中以1917年、1929年、1931年和1942年鼠疫大流行造成的危害和伤亡最大。新中国建立不久,察北专区即出现了大规模鼠疫暴发、流行和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突发事件。这一事件的发生与演进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潜伏生成期

      察北专区的鼠疫于1949年7月中旬即已发生,最初发生在草地前音口村,有3人患腺鼠疫死亡。因当地牧民缺乏卫生常识,并未注意,遂传至察北专区康保境内察汉崩崩村。[1] 1949年10月初,腺鼠疫转为肺鼠疫,染病者快则1天、慢则3~5天就会死亡。随着鼠疫的流行,死亡的人数逐步增多,有时1天就死亡6人,至10月19日察汉崩崩村共死亡36人。[2]

      2.爆发演进期

      察汉崩崩村鼠疫发生后,居民恐慌,四散逃亡,遂向各地传染。10月20日前后,沈万清营子死6人,北沙城子死7人,李占地村死3人,南景沟死1人。[1] 宝源、多伦亦有疫情发生,不久便传遍宝源县境内,继而向张北等地扩散。10月25日,鼠疫再由张北传至张垣附近;11月初,传至绥远省的集宁。仅半个多月,鼠疫从察北专区察哈尔盟前音口村发现后,蔓延至察汉崩崩村、康保直至张家口东南的姬家房村附近,波及10个村子,蔓延300余里,发现鼠疫患者69人,死亡66人,[3] 给当地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生命威胁。

      3.解决消失期

      自1949年11月5日起,疫区未再继续发现鼠疫患者。11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举行第五次政务会议,董必武作了关于防疫工作的报告,证实疫区一周来的疫情已经停止蔓延。[4] 11月15日,中央防疫委员会经过对疫情的缜密研究,呈请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决定自11月16日起开放京绥路大同、南口段铁路交通,并“撤除察南的部分封锁线”。此后,察绥和各地间物资交流均告畅通。“由于察盟察北、及张市乡区姬家房子村鼠疫已停止蔓延”,决定张家口市于11月16日恢复正常,学生上课,影戏院开演,露天市场开市。[3] 12月初以后,察北专区鼠疫彻底绝迹,封锁解除,鼠疫防控工作胜利结束。

      二、察北专区鼠疫应对机制及其运行

      1949年10月察北专区鼠疫的发生,是对党和政府的一次严峻考验,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如何以科学研究、果断决策为依托,以突发事件的宣传与教育、民众的广泛参与为保障,以最大限度地降低危害为目标,提高国家应对突发事件的效率与效果,构建一个完备的突发事件应对机制。

      (一)政治动员机制

      所谓政治动员,简单讲就是执政党或政府利用拥有的政治资源,动员社会力量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目标的政治运动。[5] 1949年察北专区的鼠疫防控正是基于当时中国政府成功的政治动员。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广泛发动,二是广大群众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广泛开展清洁卫生运动和捕鼠运动。

      防疫工作是群众工作,必须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充分发挥群众的创造性和自觉性。1949年10月25日,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张苏在张北县召开干部会议,传达省委决议。张苏首先说明了鼠疫的严重性,号召党政军民“紧急动员起来,当作战斗任务,把鼠疫就地歼灭!”并强调为了根绝疫菌,疫区与非疫区均应展开清洁卫生运动,广泛地消灭疫菌媒介——老鼠、跳蚤。[6] 几天后,中共中央华北局发出通知,指出鼠疫是危害很大、传染很快的一种疫病。京、津和张家口之间有铁路交通,每日来往军民甚为频繁,极有可能将此种疫病传入河北及京、津两地,因此,京、津各机关应在思想上、组织上和医疗上作有效的准备,以保卫首都不被鼠疫侵入。[7] 10月29日,华北人民政府、华北军区联合发布命令,要求“疫区军民应即以扑灭鼠疫为当前首要任务”,各省市人民政府、各省军区应督促所属单位布置灭疫防疫工作。[8] 10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内蒙察北鼠疫侵袭的警报,已引起了各地普遍的注意,积极防止和扑灭鼠疫的斗争已经展开了,这应该成为华北人民当前的一项战斗任务”。[9]

      为了响应政府防治鼠疫的号召,华北各地迅速行动起来。北京陆军总医院除召开军人大会、设立防疫委员会、订出防疫计划外,还在全院举行了大扫除和疫苗注射。北大医学院全体同学热烈讨论了政府扑灭鼠疫的号召,一致认为这不但是大家的本职,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试金石。各系级和医院的教职联合会都贴出大字报,热烈响应政府号召,准备随时出动,执行预防和扑灭鼠疫的工作。[10] 10月28日,中央防疫委员会指定天坛防疫处赶制鼠疫菌苗,天坛防疫处职工一致表示要尽一切力量来完成任务。他们说:“华北已经没有武装的敌人,可是有了鼠疫,这敌人也是一样的凶恶,我们一定要坚决彻底干净的把它消灭在长城以北!”全处职工情绪高涨,各工会小组及生产单位都开了会,研究了行政的生产计划,定出了小组的及个人的计划,互相提出保证,展开了劳动竞赛。[11] 为彻底消灭鼠疫,张家口和北京等地开展了大规模的捕鼠运动。张家口市的捕鼠灭蚤工作是在苏联动物专家卡姆聂夫的指导下进行的,由华北医科大学、张家口中学等122名学生组成的捕鼠队分为10个组,于11月9日、10日挨户检查与堵塞鼠洞,并宣传捕鼠灭蚤的重要性。据统计,捕鼠队两天时间内共检查了2897座房子,查出4033个鼠洞。12日起开始捕鼠。疫村姬家房子用粘蚤纸(把豆油、麻油、松香的混合溶液涂在纸上)捉跳蚤,效果很好。[1] 北京市防疫委员会为预防鼠疫发动了捕鼠运动,第一期捕鼠运动于11月中旬开始,11月24日结束,在14天内全市共捕鼠42231只。在这次运动中,市民除积极协助外,更发挥了创造力,发明了新的捕鼠器具,如市民张善瑞发明的“木猫”,3天便捕鼠20多只。[12] 12月初,北京市又发动了第二期捕鼠运动,成果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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