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关于官僚资本的内涵及其演变 张旭东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中国的官僚资本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并在其直接豢养与扶持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虽然1927—1937年国民党官僚资本已经形成并获得了发展，但1921—1937年，中国共产党所指的“官僚资本”主要是指清政府和北洋军阀的官办企业。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实行战时统制政策，使四大家族为首的国民党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出于抗战需要，共产党在政治上承认国民党的同时，在经济形式上也未将国民党国家资本作为攻击和批判的对象，而是将国民党官僚的私人资本及其私人的经济活动称为“官僚资本”。1946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撕毁协议挑起内战，国共两党的政治斗争日益尖锐，为了更好地揭露国民党官僚资本的本质，共产党开始将国民党政府的国家资本和私人官僚资本统称为官僚资本。中国共产党对官僚资本内涵的认识及其演变适应了当时斗争发展的需要，但其内涵的模糊性又要求其对官僚资本特别是私人官僚资本必须进行严格的区分和界定。 摘自《攀登》（西宁）2008.2 “文革”前17年与新时期反腐败的比较 汪谦干 安徽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在新中国建立后至“文化大革命”以前及新时期，我国均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腐败工作。“文革”前和新时期反腐败工作环境的相同之处是，都处在中国共产党强有力的领导之下，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且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处在社会转型时期。但这两个阶段社会转型的性质、手段以及转型后的效果不同。为此，我国分别采取了相应的反腐败措施。其相同点是：中央高度重视反腐败工作，开展经常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腐败分子严厉惩处。不同之处有：反腐败的组织机构健全程度不同，反腐败的方式不同。“文革”前采取的运动反腐方式，在当时的情况下起了较大作用，成效显著，基本控制了经济领域的腐败现象；新时期的反腐败也取得了重要成果，不同程度地遏制了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蔓延的腐败现象，但在某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比较突出。 摘自《安徽大学学报》（合肥）2008.3 民国时期国民党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制度与实践的脱节 ——以湖南省醴陵县为中心的考察 陈益元 湖南工业大学科研处 民国时期，为对付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运动，实现政权整合和全国统一，国民党在农村政权建设上开始改变传统“皇权止于县”的政权架构。在制度建构上，国民党力图使国家力量由县下移到区、乡层级。在政权实践上，设有军事化性质的防“匪”组织，并采取“寓保甲于自治之中”的措施，来强化农村社会的控制网。从表层上看，国民党政权在管制力度上确实改变了原来国家权力不下县的政权格局。但从湖南省醴陵县的个案来看，国民党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实际上并不成功，它无法也不可能完成乡村社会的动员问题。这样，政权建设的“内卷化”，乡村社会的破败与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 摘自《中国农史》（南京）2008.1 1948年前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宋曲霞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学院 1948年前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经历了从理想追求、群体分化到艰难选择这样一个心路历程。在世界形成以苏联和美国为首的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以及国内国共两党进行着两种前途的决战的复杂形势下，自由知识分子持一种所谓的中间立场，把兼取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长处作为自己的政治诉求。他们曾经作为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党”、“第三方”或“中间派”积极活动在政治舞台上，而且是一个重要角色。但是，他们的政治地位和政治角色因蒋介石政权的外在压力和自身的某些缺陷等原因，而不断被边缘化，且相应地发生了分化。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国共两党政治、军事决战以及文化争夺战中，自由知识分子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去留问题，做出关系到自身命运和国家前途的重大选择。 摘自《安徽师范大学学报》（芜湖）200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