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发生70年来，我国学界侧重于对事变本身进行深入研究，重点放在事变对于扭转中国国内时局的影响方面，而对于其国际意义的研究，则非常不足。尤其是西安事变发生于日本加剧侵华之际，它所提出的“一致抗日”的主张在当时的中国是最具影响力的，那么，西安事变对于当时日本的对华政策与行动，是否发生过影响？影响力如何？这应该是研究其国际意义的重要问题。然而，可能主要由于日文资料等因素的制约，我国学界除了对于西安事变期间日本的态度与对策等问题有过一些论述之外，总体而言，迄今的研究成果还是非常有限的。①本文拟在拙著有关论述的基础上②，结合笔者在日本东京访问所得的档案史料，围绕从“九·一八”到“七·七”的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进一步论述西安事变的国际意义。 一、西安事变以前日本对华政策的全面确立和初步实施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的对华政策经历了一个逐步确立的过程。到1936年8月，日本终于全面确立了以分裂华北为中心的对华政策，并在西安事变之前，初步付诸实施。 1932年8月27日，斋藤实内阁“阁议”决定了《从国际关系出发的处理时局的方针》。③关于对华政策，规定了将“对满蒙政策”与“对中国本部政策”区别开来、分别对待的原则。关于“对中国本部政策”，它虽然在正文中规定了“主要使其发挥贸易及企业市场的性能”的方针，但同时又规定当前要按照附件甲号的文件进行处理。而在附件甲号的“对中国本部政策”中，则具体规定：“我方要密切注视因近来中国本部的地方政权愈加明显的分立状态而带来的政局演变。对于采取比较稳健态度的政权，应尽可能尊重其立场及体面，或者进而采取善意态度，使其有利于我方。”“在情况允许之时，努力谋求与各地方政权之间实际解决各种案件，并避免发生事端。”该文件还规定了日本对于上海方面、沿海与长江沿岸地区以及“山东地方及华北”的不同对策。 上述文件表明日本在即将结束“满洲事变”后④，将仿效伪满洲国成例，对中国本土实行分而治之的政策。它标志着日本对华政策的重点，已由“满蒙政策”转向了“对中国本部政策”，也预示了新的对华政策的开端。10月5日，陆军次官以“陆满1489号”电报，向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通报了上述阁议决定的《对中国本部政策》。⑤军部的这个并非曲解的通报，其实更好地反映了该政策的本质所在。 1933年元旦，日军发动了热河—长城作战，开始了新的侵华步骤。2月23日，内田康哉外相致电驻华各总领事，重新解释了阁议决定的上述对华政策。⑥他说这不过是把以前的一贯方针，重新以阁议的方式加以决定，陆海军方面已经予以贯彻。他把上述文件中的对华政策内容加以综合，取消了附件的形式，改为《处理对华时局的方针纲要》，其要点共有5项，由驻华官员加以掌握。内田外相的这个并非多余的解释，消除了原来文件中正文与附件的矛盾，从而使日本的“对中国本部政策”进一步完善起来。 “满洲事变”告一段落后，斋藤内阁以广田弘毅就任外相为契机，从10月3日开始，连续五次召开了由首相、外相、藏相、陆相、海相参加的“五相会议”，就新形势下的外交方针问题大体达成一致意见。在此基础上，21日，斋藤内阁召开“阁议”决定了《外交方针》，分别制定了日本对于中国、苏联、美国等国的政策方针。首先制定的是“对华方策”，规定其方针为“在帝国的指导下，实现日满华三国的提携共助，以此确保东洋和平、增进世界和平”，还针对华北局势的变化，制订了一些对策纲要。⑦由于该文件的规定过于笼统和概括，五相会议同时还秘密决定了“关于具体方策，应在有关各省之间随时协商的基础上加以确立”的原则。⑧ 此次《外交方针》之“对华方策”中的“在帝国的指导下”一语，言简意赅地体现了日本对华政策的内在本质，因而最终导致了1934年4月17日外务省“天羽声明”的出笼。⑨该事件告一段落之后，按照五相会议的秘密决定，外务省及陆军、海军省的有关课长围绕“中国问题”进行协商。6月1日，外务省成立东亚局，其主管中国事务的第一课，具体承担与陆军、海军省军务局军事课之间的协商。期间，尽管斋藤内阁垮台，7月8日冈田启介内阁成立，但由于外务、陆军、海军三省大臣的继续留任，上述过程并没有中断。经过半年多的协商，12月7日，上述三省的有关课长之间终于决定了《关于对华政策的文件》。⑩ 该文件是日本政府的具体决策部门制订的第一份完整的对华政策文件。它规定日本对华政策的宗旨是：(1)“使中国追随日本以帝国为中心的日满华三国的提携共助、确保东亚和平的方针”；(2)“扩张我国在中国的商权”。该文件还具体规定了各项方策的纲要。其中，既有一般性的方策，也有对于南京政权、华北政权、西南派及其他地方政权的方策，还有关于扩张商权的方策。(11)它既是前年阁议决定的“对中国本部政策”的现实化，也是去年五相会议决定的“对华方策”的具体化，标志着日本对华政策的基本形成。同时，它还把去年《外交方针》中的关键词“在帝国的指导下”修改为“以帝国为中心”，进一步明确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本质是使中国依附日本。这份文件成为1935年日本各方在华北制造各种事件、进行经济扩张的政策依据。 1935年上半年，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主导的南京政府，展开与日本的亲善、提携活动。在中国政府主动提出改善中日关系的三原则(12)之后，6月间，广田弘毅外相命令外务省东亚局，筹拟全面调整日中国交的基本对策方案。(13)东亚局奉命与陆、海军省军务局进行协商，达成了一致意见；10月4日，冈田内阁的外、陆、海三相决定了《关于对华政策的谅解》的文件。(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