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2；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8)-03-0003-09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含着正确地把握国情和正确地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两个基本要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满足这两个要素则还需要另一个同样重要的条件，即体制要素。这三个要素的成熟或实现都需要一个过程。这是理解为什么1949至1978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处于“延伸与准备”阶段的一把钥匙。 从1958年11月初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到1959年7月中旬庐山会议前期，在近九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风尘仆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研读马列著作；中共中央接二连三召开一系列重要会议，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已经觉察到的“左”的错误，并取得初步成果。这一段不长的历史，是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环节。对它的考察，可以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要素及其相互作用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 一 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正确地把握国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要求。在这近九个月纠“左”过程中，有一个突出的现象贯穿始终，这就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急切地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际上开始了对国情新一轮的再认识，以此作为纠正“左”倾错误的先导。 如果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脱离国情为先导，始终与严重的浮夸风等相伴随的话，那么，纠“左”的努力从一开始便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密切联系。毛泽东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积极倡导者和推动者，但也是党中央领导集体中较早地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严重问题的领导人。如同在民主革命时期为了反对教条主义力倡调查研究一样，1958年10月起，为了纠“左”，毛泽东再次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第一次郑州会议前夕，为弄清真实情况，毛泽东于10月13日至17日外出视察。在这几天里，他多次找天津、河北、保定地委、唐县、正定、徐水、安国等县委书记谈话、开会。19日至29日，他4次致电致信陈伯达等，具体布置他们在河南几个公社调查研究的内容，“练习去向劳动人民做调查工作的方法和态度，善于看问题和提问题”①，并向他报告。26日，他派吴冷西、田家英分赴河南修武、七里营两处调查。10月31日，他乘专列经保定、石家庄、邯郸、新乡南下，每到一地，都与当地省、地、市、县委负责同志交谈，进行调查研究。郑州会议后，自11月11日至20日，他继续在河南、河北进行调查研究，分别与省、地、县及公社各级干部以及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中央机关下放干部谈话，了解各方面情况。11月下旬八届六中全会后，他又在湖北、湖南和返京途中，与当地负责同志广泛交谈，继续深入实际调查。1959年2月23日至26日，在赴郑州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途中，他又分别与天津、河北、山东、河南的省、地、市负责同志交谈。 经过广泛深入的调查，他的思想逐渐接近实际。第一次郑州会议上，他提出要区分两种公有制，要坚持等价交换，批评了急于取消商品生产和“急急忙忙往前闯”的倾向。在武昌会议上，他说：“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又说：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不合事实，要求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他承认犯了“冒失”的错误，是务虚名而得实祸。他甚至表示：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②根据他的意见，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提出：不能混淆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限，更不能混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限，强调“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 1959年初，毛泽东的头脑进一步冷静下来。1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表示，对总路线正确不正确，“我还得观察”。2月，他表示，“我们对于搞经济建设还是小孩子”，“应该承认这一点：向地球作战，向自然界开战，这个战略战术，我们就是不懂，就是不会”。在2月27日至3月5日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指出：公社成立后刮起的“共产风”等引起农民的很大恐慌，使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其原因在于不讲价值法则，在公社所有制问题方面，前进得过远了一点。这些分析澄清了一些混乱认识，准确地抓住了人民公社制度的症结。根据他的要求，会议确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方针，形成了具有重要意义的《郑州会议》纪要。第二次郑州会议后，他又因势利导，对基本核算单位放在大队还是小队、旧账要不要算、小队要不要有部分所有制等几个重大政策问题提出建议，使公社的基本所有制实际上退回到原高级社或部分初级社的规模。 从1958年10月中旬（此时距“大跃进”发动还不到两个月）到1959年初，毛泽东宵衣旰食，席不暇暖，风尘仆仆，一路奔波，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经过两次郑州会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终于迈开了纠“左”的一步，使党的政策开始重新回到现实之中。这个转变是毛泽东与党中央领导集体直接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倾听群众呼声、深化对国情认识的结果，为这个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展注入了强劲的动力。这与60年代初的调整是以全党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为先导有着许多相似之处。 纠“左”时进行了调查，犯“左”的错误时就没有调查吗？不是。在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毛泽东也曾广泛深入工厂、农村，实地了解情况，也曾一再强调中央和省级领导干部一年要有几个月走出机关，要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一竿子插到底”，以平等态度对待群众，从而了解真实的情况。但这种调查并没有保证毛泽东了解到真实情况，反而使他得出诸如赶超英国“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1958年6月22日）、“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吃饭不要钱”（1958年8月）、钢产量“索性翻一番，那么拖拖拉拉的干什么”（1958年8月）之类的结论和决心。可见，并不是说只要提倡或进行调查就能了解国情，就能获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基础。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准确把握国情，这是就一般原则、方法来说的。但就某个历史时段、某个个体来说，调查研究也未必能了解国情。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调查失灵”的情况，除了受到事物发展程度和问题暴露程度、经验积累的多寡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外，还受到其他一些因素的制约。例如，从一些教条主义或经验主义的公式出发，更看重那些符合自己观点的事实或意见，希望调查印证已有的认识；不能接受他人调查所获得的不同于自己的结论，等等。此外，还有一些深层原因是无法回避的。例如，在刚刚经历了反右派运动扩大化和对周恩来等“反冒进”一再升级的批判的背景下，在阶级斗争扩大化已经严重伤害了党内外民主、党内“一言堂”已开始形成，连真话都成了“稀缺资源”，而讲真话都要党中央主席出面号召时，调查的质量将如何保证？调查结果的正确与否由谁判定？再例如，无论是九个月纠“左”还是1961年全党大规模地调查研究，都是在毛泽东对“左”倾错误有所认识、态度有所松动的前提下展开的，但如果他的态度不松动，情况又当如何呢？这些问题是必须深长思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