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与启示：民国时期农村合作运动反思 孙少柳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南京国民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倡导的农村合作运动，初步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合作化方案。合作社的建立和发展，是国民政府企图把中国农业推向近代化的一次尝试。这种把合作主义与亟待解决的民生主义融为一体的实践，对国民政府的农村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南京政府倡导的农村合作运动，不是建立在民间自发的基础上，而是由政府的外力推动的。农村合作运动的合作业务发展不均衡，合作社业务的开展也缺乏可靠的经济基础。从总体上看，各种形式的合作社对当时农村经济发展的确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并没有实现复兴农村的目的，也没有给人民带来真正的实惠。充分认识、总结这场运动的失误，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对今天新农村建设仍有借鉴意义。 摘自《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长沙），2008.3 三中全会前后中央设立经济特区决策的形成 陈东林 刑如玉 当代中国研究所 中央设立经济特区的决策，开始于1978年6月，完成于1979年4月。就名称而言，经济特区这一名词最早出现于1964年11月李富春、薄一波在攀枝花的考察。从思想萌芽上看，在文革后期周恩来就开始注意台湾设立经济特区的做法。 从具体过程上看，1978年初，中国陆续派出多个中央考察团赴欧洲、日本、香港、澳门等地访问。港澳经济考察团5月向中央递交了《港澳经济考察报告（汇报提纲）》，6月向中央政治局进行汇报，第一次提出了在深圳、珠海设立经济特区的设想。1978年下半年是该政策形成的关键时期。香港招商局向党中央、国务院提交报告，申请在广东宝应县设立出口加工的工业区，引起李先念的高度重视，他亲自批示成立了香港招商局蛇口工业区。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向中央倡议批准广东成立经济特区的要求，并提出了“特区”这一概念，标志着中央决策的形成。同年7月，中共中央批准了广东、福建成立经济特区的报告。12月，国务院召开京西会议，正式提出“经济特区”的概念。1980年8月，五届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 摘自《北京党史》2008.3 西安事变研究中的重大缺失 ——论何应钦主“讨伐”之动机及“亲日派”问题 熊宗仁 贵州社会科学院 西安事变研究中的最大遗憾和缺失，在于完全抹杀了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的作用，甚至认为何应钦主战的目的是为了炸死蒋介石，并“取蒋而代之”，以及将“讨伐派”等同于“亲日派”。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多种因素形成合力的结果。以何应钦为首的“讨伐派”，主张武力“讨伐”，对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施加压力，推动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何应钦力主讨伐，并非想置蒋介石于死地，并取而代之，而是想“以战逼和”，以达到营救蒋的目的。何应钦也不是“亲日派”，他在反共和对日的态度上，始终贯彻“亲英美派”的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摘自《贵州社会科学》（贵阳），2008.4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节约运动 白学锋 陇东学院 温金童 中国人民大学 抗日战争时期，由于自然灾害频繁，以及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的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为克服困难，陕甘宁边区在积极推进政权建设、经济建设的同时，还积极开展节约运动。陕甘宁边区的节约运动，不仅表现在强调日常生活方面的节约，还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开展生产节约和建设节约。由于领导干部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起了模范带头作用，陕甘宁边区的节约运动不仅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战胜了困难，而且对于工作人员形成和保持勤俭节约的优秀品质，具有重要作用。陕甘宁边区节约运动所积累的经验，至今仍有借鉴作用。 摘自《陇东学院学报》（庆阳），200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