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2826(2008)05-0070-04 自当代中国学界和学者将当代中国史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作为一门隶属于历史学一级学科的新兴分支学科，进行相对独立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时期中共党史(“党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国史”)的关系问题，一直就是一个争议的焦点。尽管已经没有人简单或机械地否认“党史”与“国史”在研究对象和范围、研究内容和侧重点、研究理论和方法等方面存在有一定的区隔，但是两者区隔的标准和界线究竟是什么，则始终莫衷一是。 对于两者的交叉和重合部分，当代中国学界和学者的主流意见是比较趋同的，如“党史”与“国史”都是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化属性、具有鲜明的“经世致用”、“资治教化”的现实政治功能的比较特殊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在其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过程中，都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都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如“党史”与“国史”都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进行“现代化”为指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历史为重点研究对象和核心研究内容的；如“党史”与“国史”都是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历史时限的上限，历史时限的下限都是在延展和开放中的迄今已经近60年的历史研究，都是主要在中国内地的地理空间内以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社会、中华民族的56个民族为主体的历史研究，研究者与被研究者都是在同一时空背景和环境中，都是“党史”与“国史”没有“距离感”、“陌生感”的“当事人”和“过来人”，都是对昨天的“现实”即今天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即明天的“历史”的现场性研究，等等，基本上没有大的争议。极端而言，如果没有了“党史”的支撑点，“国史”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也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曾经引起一定争议的学者龚育之的观点——“党史与国史根本上说是一回事”，[1]我个人的理解，实际上就是从以上这一特定角度出发而阐释的，无可非议。 但是，对于两者的差异和分离部分，当代中国学界的认识是有一定的争议性的。如有的学者认为“党史”是具有一定的历史学特点的政治理论学科，是服膺于执政党主观意志的政策宣传史、意识形态史，遵循的是政治规范，使用的是政治话语系统，而“国史”是具有一定的政治理论特点的历史学科，是服膺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学术研究史，是历史脉络、历史规律和历史经验、历史教训梳理和阐释的科学探索史，遵循的是学术规范，使用的是学术话语系统；有的学者认为“党史”侧重于“专”，侧重于政治史的研究，是党中央的上层决策史，是执政党指导思想和路线、理论、方针、政策的演变史，而“国史”侧重于“全”，侧重于社会主体和个人主体的研究，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集合的“通史”，是上层、中层、下层研究集合和宏观、中观、微观研究集合的“通史”。这些观点，如果从研究者个人预设的立场和特定角度出发，不能说完全没有“持之有据”，它毕竟揭示了“党史”和“国史”某一侧面的某一特征。但是，均有明显的“以点代面”、“以偏概全”的极端之处，是当代中国学界已经逐步摒弃的简单化、机械化的线性思维。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对于“党史”与“国史”相区隔的本质性特征，目前，当代中国学界形成了一些已经达成初步共识的建设性意见，如有的学者认为，从“党史”与“国史”同属历史学科的学科属性和学科定位的角度看，“党史”是“专门史”性质的“政党史”，“国史”是“断代史”性质的“通史”；如有的学者认为，从“党史”与“国史”同属历史学科的研究内容、研究重点、研究范围看，“党史”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进行“现代化”为指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历史，以及执政党的自身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史，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和执政党的建设史所涉及的重要的会议和文件，重要的理论及其实践，重要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决策及其执行，重要事件和典型事件，重要人物和典型人物，重要现象和重要话语，以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和执政党的建设史的历史脉络、历史规律、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为研究内容、重点和范围的，而“国史”是以“党史”为核心，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以当家作主的中国各族人民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社会生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的历史脉络、历史规律、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为研究内容、重点和范围的。即一方面，“党史”是“国史”的核心，“党史和国史好比两个同心圆，党史是内圈，国史是外圈”。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时期“党史”不等于“国史”，“国史”的研究领域比“党史”更广、更宽、更丰富、更深入，两者各自有相对独立的一套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学术规范和话语系统。[2]可以讲，以上这些当代中国学界已经达成初步共识的建设性意见，为“党史”与“国史”的区隔，勾勒出一个基本的轮廓，是建立和逐步完善“党史”与“国史”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各自相对独立的学术规范和话语系统的基本的出发点。 但是，这里仅仅是一个理论意义的原则上的“划界”，“共和国史不等于中共党史”，“把党史与国史的概念作出准确划分，不仅应该，而且必须”。但是，“这种不等同却又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讲清楚的”。[3]如何在“党史”与“国史”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具体实践中，在“党史”与“国史”的编纂和教学过程中，将两者严格而清晰地区隔，操作难度是非常大的。事实上，就当代中国学界目前已经正式出版的“国史”研究“通史”类的学术专著或教材看，这一问题解决的情况并不理想，仍然是在一个探索的过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