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派系纠葛的公开化，始于孙中山去世后的领导权之争。随着国民党全国执政地位及“以党治国”体制的确立，无论谁夺取党内最高权力，都意味着获得国家政治权力。而国民党的派系政治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指欲同蒋介石竞争、追求最高“党权”的派系；另一类则是以蒋介石为核心而分立竞争的派系。前一类派系主要活动于抗战爆发前，后一类派系更多地表现为抗战爆发后，随着蒋介石统治地位的不断巩固而争宠。① 在抗战爆发前的国民党派系纠葛中，有资格而又敢于同蒋介石争“党权”、“党统”的并不是地方实力派，而是在党内拥有一定政治地位的领袖及其追随者形成的政治派系，这其中最主要的代表就是汪精卫派、胡汉民派以及西山会议派。虽然在历次党内的武装反蒋斗争中，地方实力派分别以不同的组合形式参与其中，但真正来自于党内、挑战蒋介石“党统”地位的派系斗争，才是抗战前国民党内政治冲突的主要表现形态。特别是以汪精卫为首的一派在国民党派系政治中的种种表现，格外引人注目。 尽管人们常说汪精卫多变，在政坛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毫无政治原则和节操可言。其实他也有一条“以不变应万变”的原则，那就是在他做出政治抉择时，一切视如何有利于夺取党权为转移。这一意图，自然不能宣之于口。于是人们容易看到的只是汪精卫的多变：朝秦暮楚，表里不一，常常使人摸不清头绪。正因为如此，不少原来信任他、追随他的人，逐渐对他反感，以至厌弃。 本文即以汪精卫为线索，重新梳理国民党内的派系纠葛，亦可透过汪精卫在此间期的政治抉择，窥见国民党“以党治国”体制下的派系纠纷和权力转移的幕后情景。② 一、汪、胡、蒋三人关系的演变 从蒋胡一致抗汪，到汪胡联手反蒋，再到汪蒋合作排胡，这三件事前后持续仅一年有余，其分合演变令许多人深感意外。 汪精卫和胡汉民两人原来相交甚深。他们都是广东人，1904年一同留学日本，次年参加同盟会。作为《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在此后的20年中，他们成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蒋介石并没有进入孙中山的视野。 孙中山在世时，由于他的威望和贡献，在国民党内的地位无人能比。1924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建立起一套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这种政治体制在以往中国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它预示着今后无论何人取得中央政权，起码从形式上要受党的约束，在党的领导下治国。 1925年孙中山北上，胡汉民留在广东，任代理大元帅；汪精卫随孙中山北上，并成为孙中山遗嘱的执笔人。孙中山逝世后，他在国民党内的继承人问题立刻提了出来。党内共同瞩目的就是汪精卫和胡汉民两人。1925年6月，国民党决定将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国民政府。“依常例判断，似乎国府主席应属胡先生居多。在国民党，汪、胡都有一样深长的历史，但胡先生目前还是代理大元帅，由代理大元帅一跃而为国府主席，那也很顺理成章。不过熟悉政治内幕的人，已经明白汪先生会当第一任的国府主席。”③而此时的胡汉民出于对党的忠诚或受纪律的约束，仍接受了广东国民政府委任的外交部长一职。国民党的大权一时落在了汪精卫手里。 汪精卫与胡汉民之间真正的分裂，是由廖仲恺被刺案引起的。廖案发生后，汪精卫同党内新生的军事领袖蒋介石合作，借廖案打击胡汉民，以赴莫斯科考察为名，将胡逐出广州。蒋则通过与汪的合作，将矛头对准自己的顶头上司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迫许辞职出走，并将许部改组，编入自己掌握的第一军。第一军很快就被冠以“党军”的名义，以区别于广东国民政府控制的其他军队。 这是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内的第一次分裂。从此形成以汪精卫为首的党内左派控制中央政权的局面。而谢持、邹鲁、许崇智、林森等一批反共的国民党元老于1925年底在北京召开“西山会议”，并在上海成立同广州相对抗的中央党部。 此时，尽管胡汉民和西山会议派同受打击，但胡并不认同西山会议派的政治主张。他一生坚持国民党“党统”，有着极强的党性。当西山会议派公开分裂国民党时，胡汉民毫不犹豫地站在广州中央一边。这从他当时致函国民党驻德国支部的私人信件中不难找到答案。他在信中说：“北京西山会议，实为违反决议之举动，当然不能发生效力矣。更就事理而言，共产党加入本党，为总理中山先生之意旨，而更以第一次国民党代表大会决定之者。今乃欲以少数党员之意见而推翻之，犹曰尊重中山先生之遗孤，吾未见其可也。”胡汉民甚至表示：“吾爱朋友，不如吾之爱革命。”④这也正是他在国民党内始终拥有一定政治号召力的原因所在。因此，尽管胡汉民在野，仍能影响着国民党的权力分配。但汪胡两人间的关系，已不再是当年的知交，开始逐步恶化。 在汪蒋两人之间，蒋介石是后进。他在国民党“一大”时连中央候补委员都没有选上。蒋在处理廖案过程中全力支持汪精卫，打击胡汉民，很快在国民党“二大”上，一跃而为地位仅次于汪的二号人物。这大致可以说是汪蒋的第一次合作，而胡被排除在核心圈外。 此时，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处于主宰一切的地位。蒋介石则倚靠新兴的黄埔“党军”力量，地位迅速上升。此后，汪蒋两人矛盾逐渐扩大。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挤走汪精卫，把国民党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大权集中到自己手里。一年后的宁汉分裂，同样包含着蒋汪矛盾。在蒋介石羽毛未丰之时，他不得不把蛰居上海的胡汉民请出来，担任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主席。不久，宁汉合流，胡随蒋一起下野。 1928年初，蒋介石再次复出，完成北伐，统一全国。同年8月，蒋主持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决定遵照孙中山遗训，由军政进入训政，并接受胡汉民自欧洲寄来的《训政大纲》。胡汉民在《训政大纲》中，坚持“以党治国”、“以党训政”理论，特别强调国民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绝对领导地位，这一理论缘于孙中山的建国思想，受到党内普遍欢迎。蒋深知，借助孙中山的继承者和国民党这面旗帜，是巩固自己权力的最有效方法。从此，国民党核心统治圈内暂时确立起蒋胡合作的格局。蒋倚靠胡提倡的“党权”巩固自己掌控的军权，打击异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