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号称“远东巴尔干”的中国东北成为西方列强争夺势力范围的战略焦点。尽管东北三省是清朝的发源地，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而近代日本却强行将此宝地列入其大陆政策势在必争的一环，企图将东北作为日本的战略基地、资源供给地与商品倾销市场。日俄战争后，日本继承了俄国在关东州租借地及满洲铁道的权益，开始了满洲的“经营”，在南满洲逐渐形成了以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关东都督和关东厅为基轴的政治、经济、军事势力，并不断扩大其在东北的势力范围，引起了日美关系的对立。一战期间，日本提出对华“二十一条”要求，企图独霸中国，此举增加了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的不满，日本陷于被国际社会孤立的境地。在此背景下，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九国公约》，承认了美国提出的“机会均等”、“门户开放”的原则。《九国公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国东北的垄断性发展。此后，日本摆出国际协调主义的姿态，表面上不干涉中国内政，着力于对华经济渗透，但其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并未随之改变。1927年日本陆军出身的田中义一上台，集首相、外相大权于一身，对华采取强硬政策，三次出兵山东，并于1928年5月制造了济南惨案，引起了中国人民激烈的抗日、反日运动。在东北，日本军部对张作霖软硬兼施，引诱、强逼不成，便于1928年6月制造了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大有以武力夺取东北之势，东北问题引起了世人的关注。总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问题成为横亘于中日之间最为棘手的重大问题。 太平洋国际学会作为亚太地区非政府组织的先驱①，对东北问题也表示了特别的关注，并将东北问题作为其京都会议(1929年10月28日—11月9日)和上海会议(1931年10月21日—11月2日)的焦点议题。东北问题最主要的两大当事国——中国与日本，围绕该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论战。②尽管太平洋国际学会力倡自由地抒发各自的意见，然而，国家利益至上的理念，限制了会议代表的自由思想，决定了中日代表不可能就东北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本文利用京都会议、上海会议的中日文会议记录以及日本外务省的档案，梳理中、日学会围绕东北问题之交锋的起因、内容、结果及其影响。 一、太平洋国际学会与东北问题的缘起 太平洋国际学会既是一战后世界和平思潮的产物，也是美、英、日等新老帝国主义将争夺的重心转向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地区的必然结果。一战后，美、英、日在太平洋地区展开的海军军备竞赛及列强围绕中国展开的激烈竞争，成为导致亚太地区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忧虑。1925年7月美国夏威夷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联络中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及朝鲜等国家与地区的基督教青年会，在夏威夷檀香山发起并召开了第一次太平洋会议，设立“太平洋国际学会”③(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简称IPR)。它以调查、分析太平洋各国间的矛盾、冲突原因，增进各国间的理解与交流，避免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为宗旨。④太平洋国际学会不是国际行政组织，而具有国际非政府组织的性质，它所从事的活动主要是关于社会科学的学术讨论。⑤ 日本学会是太平洋国际学会的一个分支机构。1925年3月26日，日本基督教青年会总负责人齐藤惣一在东京帝国大学组建太平洋问题研究会。该研究会为日本参加1925年的太平洋国际学会檀香山会议做了一系列准备工作，并为日本学会奠定了人员和组织基础。1926年2月15日，根据檀香山会议有关在太平洋沿岸地区建立常设机关的决议，日本在帝国旅馆召开了日本学会的筹备会议。⑥4月6日，日本学会正式成立并召开第一次理事会，制定、通过了会规，选定井上准之助为理事长。⑦直至1929年7月就任藏相，井上准之助一直是日本学会的领军人物。与其他主要国家的类似学会一样，在第一次太平洋会议期间，日本学会的活动主要局限于宗教界，尚未受到政府的直接干预。从1927年的第二次太平洋会议开始，随着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剧，日本学会在资金、人员、情报等方面都受助、也受制于日本政府，一度成为日本政府的喉舌。 20世纪20年代后期，南京国民政府基本统一了中国，中国朝野掀起了恢复国权运动的高潮。中国要求撤废不平等条约，抑制外国人的特殊权益，而日本则贪得无厌，在既得权益基础之上不断扩大在华权益，以致中日之间冲突迭起。1928年皇姑屯事件以及1929年中东路事件的爆发，愈发使太平洋国际学会的成员认为东北问题事关亚太和平，急需讨论。由此，1927年第二次太平洋会议结束之际，一部分英美代表提出将东北问题作为下次大会的讨论议题，而中、日作为两大当事国，对东北问题的讨论都给予高度重视，做了充分的准备。 日本学会将东北问题作为“特殊事项”加以准备，可见其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这既是日本学会自身的认识，也体现了外务省的要求。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桑岛主计在第二次会议结束之际致电田中义一：“从本次会议对支那问题的讨论来看，将来太平洋会议将着眼于政治、经济及外交等时局问题，因而有必要从学者、专家或实务家中选出我国代表。”⑧日本学会也积极配合日本外务省的要求，其代表团的成员多为政治、外交、法律方面的专家，且多毕业或就职于东京帝国大学。1929年2月8日，日本学会专门组成了“满洲问题特别委员会”。该委员会召集各方面的专家，以讲演、报告等形式，前后共召开五次会议研究、商讨东北问题，制定了有关东北问题的基本方针：维护日本从条约中获得的权益；主张日本在东北经济上的权益与政治、军事上的权益不可分割；努力争取美国代表的理解与支持等。⑨总之，日本学会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企图维护、扩大日本帝国主义国家的侵华利益，并试图使之合理化，争得国际社会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