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2.9[文章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5-0077-09 1927年国民党定鼎南京后，局势较前相对承平，国内建设问题开始逐渐成为朝野上下广为关注的焦点之一，乡村建设运动随之兴起。近年来，国内学界开始重视对民国乡村建设的研究，并出现了一些专门探讨这场社会运动发展历程与兴衰成败的论著①。但应注意的是，在这一场运动进行的同时，知识界关于乡建运动的思想论争也伴随而来。然而，学界至今对于这场论争的研讨似乎尚少得见，相关的研究也多将注意力停留在几方言论的概念层面和观念的对立冲突点上，而对于论争的史实重建和时代语境中各方观念的异同与互渗，及其背后的社会政治关怀所指，则鲜有述及②。 1930年代知识界关于乡村建设运动的这场论争贯穿了整个运动的始终，且余绪不断。纵观整个乡村建设运动的开展状况，可以发现，从事该项工作的团体众多，内容也庞杂各异，民间社会团体和政府机关均有参与。时论一般认为，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以民间知识分子晏阳初和梁漱溟所分别领导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从事的“定县实验”和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山东邹平(含菏泽)从事的“邹平实验”最有影响，他们的工作内容和成绩也较具代表性③。与此同时，梁漱溟和晏阳初及其领导的乡建团体与具体工作，也成为了批判者之众矢之的。 对乡村建设运动批判最有力的，是以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成员为主的左派知识分子和有很强“西化”色彩的陈序经等人。此二者的批判立论大异其趣，但在某些“细微”之处又略有所同④。左派知识分子与乡建运动者争论的焦点是中国农村破坏的根源问题，前者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认为此为造成农村崩溃的根本造因；乡建运动合道性的根本前提是深刻认识并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在被批判者一方，若姑且将从事乡村建设各团体视为同一阵营，则该“阵营”内部乃至同一团体中又往往存有颇多歧见，而且在许多“根本问题”上明显对立。 一 从“乡村崩溃”到“乡村建设” 进入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外力的进入和中西冲撞的加剧，中国乡村的传统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直处于新旧更替、变动不居的状态之中。国内政局的持续激荡，直接导致了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凸显。 更严重的是，进入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时人眼中的农村危机和农民痛苦已是日甚一日。梁漱溟曾说，“乡村一天一天破坏，在农工生产者虽感痛苦，因无知识，不能说话。知识份子虽有说话资格，而未易感觉若何切肤痛苦”，所以“乡村尽管破坏，却从来不闻人呼痛，亦没有发生激烈的争执”；然而，“到最近年农村经济大崩溃，实达于此破坏史的最后阶段；好比利刃直刺到命根上，到底不能不痛，这才呼声四起”[1](p359)。 梁漱溟的这一观察大致不错。农村的经济衰败和社会失序，确已成为当时知识界极为关注的共同话题。1933～1935年，《独立评论》上刊载了许多反映农村危机相关问题的文章，农村破产“已经成为了普遍的呼声”[2]。清华大学经济学系赵人儁在1933年就看到：“沿江海的省份，近城的农村，农民的收入，年年缩减，生活年年困苦。内地的省份，偏远的乡村……数十户的村落，或至人烟绝灭，数百户的农村，或只余十数……目今日农民的忍耐性，已迫近最终点，将有爆发之虞。”[3]不仅如此，在一些返乡知识分子的眼里，如今家乡农村的衰败景象与昔年的美好回忆往往大相径庭。一位署名董浩的知识分子，回到家乡河北省大城县住了一个多月，“所见到的是贫穷，紊乱，人民生活的颓废，知识的浅陋；所听到的破，分家，土匪等等，不一而足，到处都象征着中国前途的黯淡”[4]⑤。这些已经城居的知识分子，回乡的观察或不免带着“都市眼光”或“现代眼光”来审视农村的境况，所定之论可能略有偏见。因与原先的印象差距过大，而对家乡的恶感大大加深。例如，有一位连着几个夏季都在乡间居住的农村社会研究者，与乡农们一样，“亲身感受同样的恐怖”，而且自己的感受“甚至比他们更要利害”[5]。这正如梁漱溟所论，知识分子对于农村的苦痛一开始很难感到是“切肤痛苦”，但如若去主动感知乡村疾苦和乡村经济的衰败，他们又往往能代替感受乡村生活最为真切而又处于“失语”状态下的农民群体，把握住“农村崩溃”这一话语权。 张太原指出，随着30年代社会主义潮流的深入及苏俄在人们心目中地位的提升，人们观察社会问题的方法、角度和重心发生了变化。即使一向被认为脱离下层人民的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这时也把关注的焦点投向了劳动阶级和农村。他们观察到了中国农村的痛苦及危机，农村破产的现实是3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大语境[6]。若从总体而言，不仅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认识到了中国农村问题的严重性，而是当政者和整个知识界都注意到了这一问题。 对于“乡村崩溃”，国民党中央也不无认识。1924年，尚在广东一隅的国民党，在联共改组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即以民生主义原则，对农民告称，“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国民党将采取各种措施，使农民“得享人生应有之乐”[7](p18)。到二全大会时，国民党更是明确表示，“中国之国民革命，质言之，即农民革命”，故“党之政策，首须着眼于农民本身之利益，政府之行动，亦须根据农民利益而谋其解放”。[8](p133)国民党对于农村和农民的“同情”和运用农民运动进行国民革命的方式，为其北伐事业树立了“合道性”，也使三民主义具有更强的普适作用。“以农立国”和农民实际所受的痛苦间的落差，说明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时人认知中的农村问题及其解决之道，已经关系到“政治正确”的重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