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155(2008)02－0090－07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举行。由于大会未能在大革命面临失败的危急关头挽救革命，为党指明出路，故在一个较长时期，相对于党的其他历次代表大会而言，中共五大不为人们重视，对其研究和探讨也不甚充分。为促进中共五大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一番梳理，以供进一步研究作参考。 一、中共五大研究的历史概况 1.建国前的研究 中共五大闭幕后，关于会议的分析评价就已开始。由于大会召开时，蒋介石已公开背叛革命，形势处于急剧变动之中，而五大后两个月大革命便宣告失败，因而如何看待五大所起的作用及其在中共党史中的历史地位自然成为当时人们议论的焦点。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国的一些同志从肯定国际路线的立场出发，对五大的地位作了很高的评价，如：罗易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之意义》(1927年5月)、米夫的《紧急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28年)以及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等论著指出：在国际决议指导下的五大本身是正确的，它使党在短期内提高了许多，中共五大是“世界社会主义斗争史上的一个新标界”。但也有不同看法，认为对党的五大的历史地位不能评价过高。如瞿秋白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28年4月)中指出：“第五次大会除已形式上接受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决议案以外，只落得模模糊糊的一般概念”，“并无明显的具体的规定”。李立三在《党史报告》(1930年2月)中也说：五次大会“虽然表面上接受国际决议，但在实际策略上完全是尾巴”。瞿秋白等人虽然看到了五大存在着缺点，却又把这些缺点归因于人们对国际路线的认识不够明确，贯彻不够坚决，而对国际路线本身则没有能够作出批判性的分析。这类思维方法，使我们清晰地看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在中国党内流行的那种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痕迹[1]。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对五大的研究论述一般是作为大革命研究的一部分来涉及，没有形成独立研究。张闻天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虽涉及到了五大，但并未展开论述。1945年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回避了从正面评价五大，只是一般地说：1927年上半年，右倾机会主义在党的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并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 从总体上看，建国前党内对中共五大的研究还是十分有限的，研究者多为会议的参加者或党的一些领导人，这使得研究的理性分析不足，更由于当时不能历史地评价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的正确方面与不足之处，因而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于五大以及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直接影响了五大的研究。 2.建国后的研究 建国后关于五大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49年建国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对五大的代表性、也是权威性的论述就是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提出的，即“第五次大会虽然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指示，虽然通过了斥责机会主义的决议和实行土地革命的决议，但是仍然选举陈独秀为党的总书记，而陈独秀却在实际上坚持他一贯的机会主义观点。这样，第五次大会在事实上就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2] 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这一时期由于党内“左”的错误持续发展并陷入认识上的迷雾之中，思想界和学术界的研究受到极大冲击，使得许多正常的研究处于停滞状态，关于五大的研究也不例外。相较于祖国大陆的研究停滞，香港及海外一些学者根据掌握的资料也进行了相关研究，但受研究方法及动机目的的影响，他们往往从权力争夺的角度去分析历史事件，这就容易使研究陷入狭隘主义的误区，也就不能对一些历史问题形成正确的认识。苏联学者则从维护苏联利益出发，强调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战略的一贯正确，作为对比，指出中共党内经常发生“左”和右的错误。这也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 第三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可以说中共五大的研究真正在学术领域的展开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得到全方位贯彻，社会各领域受“左”的思想困扰的局面开始得到改观，这就为开展正常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环境条件。 这一时期研究的重点是关于五大历史地位的评价。1981年毛磊、刘继增、袁继成的《试论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历史地位》一文发表。随后出现了一批争鸣性的文章，围绕五大的得失问题展开讨论，并进而涉及到土地革命、五大与“八七”会议的关系及共产国际与五大的关系等问题。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除得益于当时宽松的学术环境外，还因为一批有关五大的研究资料、相关人物的回忆录的出版和公开发表，为五大的研究提供了史料。此外，一批共产国际及苏联的相关文献资料的编译出版，使得共产国际与五大关系的研究有了相对可靠的资料来源，并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