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8)01-0063-25 在中共建党早期，马克思主义反对无政府主义的斗争是十分重要的内容。最为著名的是1921年初陈独秀与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之间展开的一场论战。而在海外，则有1923年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与工余社之间的论战。在这场论战中，时正旅欧的周恩来担当了重要角色，他用“伍豪”等笔名，在《少年》杂志上发表了《共产主义与中国》、《宗教精神与共产主义》、《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质工余社三泊君》等一系列文章。其中“质工余社三泊君”是一篇引人注目的论战之文。在一些研究早期周恩来的论著中，均无例外地会论述到这一论战。然而长期以来，周恩来批判的工余社“三泊”究竟是谁，却一直未获解决。本文即拟解答这一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兼论周恩来早期与无政府主义的关系。 关于周恩来与工余社“三泊君”之间展开的这一论战，其大概的情况是：1923年9月，三泊在《工余》杂志发表了《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的方法》。从文章的标题即可知其大意及主旨所在，文中开首便谓“共产主义自在俄国试验失败，俄国政府实行新经济政策”云云，并称：“我们抱社会革命诸同志，当要细心考查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不可再蹈其复辙，以为下次革命之准备。鄙人浅陋不学，愿将个人观察所得，以与诸君研究。”①为此，周恩来写下了《俄国革命是失败了么？——质工余社三泊君》，刊载于《少年》杂志第6号。 文章针锋相对地指出：“在九月号的《工余》上，有三泊君一文，名《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的方法》。此文题及其内容颇能惑昧于俄事之人于一时，本志对[此]似不可不一加驳论。”其中说道：“在三泊君文题中最足惑人的便是‘俄国共产主义失败’八字”，周文具体批驳了俄国革命已失败的说法，阐明俄国实行新经济政策的根据。文中列举一系列事实，指出：“俄国今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劳动会议掌握政权，从阶级争斗的根本见地来解共产主义，只有说他是成功，何得反谓之失败？”阐明实行新经济政策不但不会倒退到“资本主义”，不能成为“俄国共产主义之失败”之“左证”，而且正是“完成共产革命促进共产主义的一条捷径”。“明乎此，乃知三泊君‘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一言，是极不合于事实的闲话。”最后指出：“此外三泊君还有许多不考实际，蒙蔽事实的话……现在无须多加辨证，因凡是留心俄事的人都能知其不然。”②从而义正词严地批驳了其无政府主义的谬论。此后三泊又撰写了《共产主义是没有失败么？——答少年社伍豪君》作为回应，声称“伍豪君这几段理由，不特不能把我的论文驳倒，而且更证明共产主义之确已失败。今将其各段逐一驳论如下”云云③。但周恩来未再进一步作答。除此之外，在此期间三泊还撰有《我底社会革命的意见——目的和方法》，刊于《工余》杂志第8号，后又载于1922年12月北京《国风日报》副刊《学汇》第62－63期。 三泊的上述三文以及周恩来的批判文章，均是这一时期思想理论论争的重要文献。周恩来的文章自不必说，理所当然地会收入其文集，如先后编辑的《周恩来旅欧文集》、《周恩来早期文集》以及《周恩来政论选》等，都编入了该文。而三泊的上述三文，在现代思想史研究的资料丛刊中，也均将其作为重要文献加以收录。如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和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研究室编《中国无政府主义资料选编》两书，皆作了全文收录。此外，如张允侯等编《五四时期的社团》(4)，作为“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资料丛书”之一高军等编的《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选载了三泊《共产主义是没有失败么？——答少年社伍豪君》；以及近年张岱年、敏泽主编的《回读百年——20世纪中国社会人文论争》(第2卷)，编录了《俄国共产主义失败之原因及其补救的方法》一文。这些都反映出编者对这一论战及其资料的重视。 一般说来，在这些文集及资料集中，均有以“编者注”的形式对作者情况作一简介。如《周恩来早期文集》等，注明本文“署名伍豪”，或注“伍豪即周恩来”，为“周恩来的笔名”等。然而，在这些文集与资料汇编中，都没有说明“三泊”是谁，或仅注“工余社”为1921年秋在法国成立的旅法华人无政府主义者的组织，《工余》杂志为其在巴黎创办的机关刊物。对“三泊”其人，则付之阙如。在一些研究周恩来和无政府主义思潮的论著中，也都没有这方面的说明。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周恩来年谱》、《周恩来传》，以及《周恩来生平全记录》、《周恩来在海外》之类著作，任贵祥等撰《中国现代秘闻录周恩来邓小平在法兰西》等，均未说明“三泊”其人的真实姓名；他如《周恩来大辞典》、《共和国领袖大辞典》“周恩来卷”等，在介绍此文时，仅称“批判三泊文称”云云。④一些重要的研究论文，在论述到此期周恩来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斗争，在介绍《工余》杂志时，或称为“一个署名三泊的作者”，或称“署名‘三泊’的人”，也均未作出应有的解释。 “三泊”显然是个笔名，缘此之故，周恩来批判的工余社“三泊”究竟是谁，在以往中共党史学界、中国现代思想史的研究中，一直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这当然并不影响到对于这场论战的总体论述。然而，如果能搞清楚论战的双方，确认基本的史实，知己知彼，那么，对于认识这一论战的缘起与关联，诸如各自的基本立场，双方之间的纠葛及相互关系，周恩来为何要撰写此文，乃至具体的历史场景，这场论争的前前后后及意义等，显然可以有更为具体深入的把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