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2-0139-06 收稿日期：2007-10-16 《思想与时代》月刊社同人关于建都问题的讨论，始于钱穆与张其昀的通信。1941年12月，《思想与时代》月刊第5期刊出了钱穆的信与张其昀的答复，而钱穆对此问题实有一番自己的认识，遂另著长文——《战后新首都》再次予以阐明、1942年12月刊于《思想与时代》月刊第17期。1946年，国民党召开国民参政会及国民大会，会上迁都北平之论再次称盛。张其昀曾著文释疑，前后凡4篇。翌年2月，《思想与时代》月刊第42期以《再论建都》为题刊出这4篇文章。文后还附有贺昌群撰《再论历代建都与外患及国防之关系》一文。同期，张其昀、沙学浚等人还在《中央日报》、《大公报》等报刊上发表关于建都之意见及批评，这些论述共同构成了《思想与时代》月刊社同人关于建都问题的讨论。尽管其中一些论文大多收入当时出版的建都问题论集中，却鲜有研究者注意到论者的专业背景，以及刊发这些文章的媒介因素①。 本文即以这些讨论为中心，以相关问题为出发点，分析其思想的“内在理路”，探究于此之外的深层含义，以期展现这些学人以《思想与时代》月刊为媒介厚植现代民治基础的政治诉求，并希冀以此探究媒介、学术与政治三者间互动的多面相与复杂性。 一、建都之争的核心问题：中国未来的走向 《思想与时代》社同人在建都问题上分为两派，其中张其昀主张建都南京与钱穆主张建都西安的意见针锋相对。贺昌群的观点与钱穆相近，但择定建都北平；沙学浚则倾向于支持张其昀，但对建都南京抑或北平均持公允的态度。就张其昀与钱穆而言，双方关于建都问题的争论涉及各自对于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判断，究竟孰是孰非，不易轻下判断，而其中所彰显的学者见识与学人关怀，则别有意味。 张其昀的建都观鲜明地表现出“以海国精神谋中国未来之发展”的特质。早在1927年5月10日，张其昀刊于《东方杂志》的文章就曾表明：“民国元年，孙中山力争国都之地点，岂唯所以谋国内之改造，抑亦所以谋海外之发展也。扬子江为世界最完美之水道，而为中国之大动脉，建都于此民族生活之大动脉，足以调剂南北之平，全国之福，莫过于此”[1]。不言而喻，张其昀谋建都南京，最看中的就是南京以河港而兼具海港的资格。因此，当好友钱穆1941年10月来函询问其提倡建都南京有何依据时，张其昀除了以孙中山的言论为尺度，更多地则依据南京在工业经济、国家海防等方面的地位，从政治地理的层面重新阐释了建都南京的原因。 而在1946年建都之争的种种议论声潮中，张其昀的建都南京论所强调的依然是海国精神的创建：“南洋虽非中国领土，但其重要性的确可与东北相提并论。台湾、海南这二岛为祖国南洋之联锁，其形势亦无待论。建都南京方可兼顾东北与南洋，有左右逢源之快，无顾此失彼之病”[2]。张其昀亦不断强调，20世纪的时代乃太平洋的时代，中国欲谋求国际地位的平等，就须以太平洋为活动的舞台，新首都就应建在海道便利之地。其时，中国经过百年屈辱，但凡有识者都想诊断中国“病灶”之所在，张其昀一言以蔽之曰“海病”。他提醒国人，勿忘东北形势，实乃陆国海国之胜；亦勿忘苏联于日本帝国崩溃之后，重新租借我旅顺军港的事实。由此，张其昀极为赞赏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所充满的海国精神：“其精义所在即为使久患海病的中华民族向着太平洋呼吸一口新鲜的自由的空气。我们切莫以南渡偏安的旧观念来衡量代表海国思潮的新首都”[3]。 沙学浚的观点与张其昀如出一辙。他亦认为：“百年来海洋民族、海洋国家挟坚甲利兵与海洋权力，从海上侵入中国，中国历史发展的重点由面向西北变为面向东南，并从而开启了东方的海洋时代。”沙学浚对于形势的判断同其业师张其昀一样，他指出，今后中国的生存与发展必须是大陆与海洋并重，中国是亚洲大国，同时也该是太平洋上的大国。为了适应这样的发展战略，“中国的首都不但要在中枢区域，而且要在中枢区域中距海不远之都市。因此南京与北平是最适于建都的地点”[4]。 对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来讲，首都于国防意义之外，更担负着经济发展的重任。因此，双方的讨论更涉及对于中国未来经济发展走向的判断。就经济建设而言，重工业为工业的基础，钢铁业又为重工业的基础。张其昀认为，长江上游之四川，长江中流之两湖，长江下流之南京附近，南洋之广东，北洋之渤海东西岸河北与辽宁，均可设厂炼钢，以建立各区域轻工业之基本。而南京之钢铁厂，战前已有计划，将来若能利用其优越形势，亦不难在工业上取得领导与示范的地位。关于都市建设，因南京邻近长江，水源自无缺乏之处。将来三峡水力充分发展以后，可成为世界上电能供应量巨大之处。南京借电流的传输，恰在三峡电力范围之内，廉价电力的应用，可为城市发展带来能源便利。因此，从钢铁工业及水电设备方面来看，南京完全符合建都的条件。当时有人提出，南京距离上海太近，政界风气难免要受上海繁华都市的影响。对此，张其昀则以南京与上海的关系，同美国首都华盛顿与纽约的关系相比较来免除世人的担忧。1946年5月2日，针对时人对工业文明的担忧，张其昀坦言：“那种对于都市文明、物质文明的疑虑，是我们所不敢苟同的。锐意奖进工商，提高生活水准，是我国既定的国策”[2]。在张其昀看来，此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全新的时代，必须抱有新观念与新标准，而认识南京作为新首都的真正价值，有利于促使经济建设向工业化的方向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