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8)-02-0058-10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和内涵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党内教条主义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概括和提出的，而且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思想界对“学术中国化”的探索有着内在的学理联系。而理论界对此则缺乏精细的历史追溯，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提出的思潮背景及其内涵演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学术中国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等深层次问题，仍然需要从思想史演变的视角作进一步的梳理和考察。 一、从“世界化”到“中国化”的思潮转向 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中国思想界兴起的以认同民族文化为中心的“中国化”思潮，既有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现代文化发展的内在脉络，又导缘于帝国主义侵华程度的加深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的民族危机。 首先，思想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盲目引进西方思潮的深刻反省引发20世纪30年代的思潮转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打破了思想界数千年对儒学的迷信，从民国初期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西方哲学、文学艺术、历史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被大规模地引入、介绍、移植到中国学术界。然而由于五四时期对文化问题采取的是“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①，无论是对传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都缺乏细致的分析。比如当时陈独秀在新旧文化的看法上认为：“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是，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非。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吾人只得任取其一。”②把输入西方文化与继承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对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不利于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到30年代，一些思想敏锐的学者开始意识到这一时期思想界弥漫的照抄照搬西方文化的机械仿效的偏向，吕振羽批评五四后思想界这种对资产阶级学派的盲目模仿为“文化贩运主义”③。不仅引进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潮存在这个问题，即使是马克思主义学术在其最初的引进和传播阶段也同样存在这个类似的问题。正如贺麟所批评的，盛行于“九一八”前后10年左右的辩证法、唯物论“忽略了民族性和民族精神”，“太没有认清中国问题的时代背景，和客观环境，而只知抄袭外来的教条”④。这种教条习气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引进和传播中显得特别突出。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问题的学术论战中，尽管郭沫若等一些进步学者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发展阶段的理论运用于分析中国古代社会，然而，“这场论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没有很好消化，融会贯通，往往是以公式对公式，以教条对教条”⑤。当然，沿袭西方文化是引进外来文化的不可逾越的阶段，但在引进过程中如何处理外来文化与本民族传统的关系，以及如何使之适应于中国的具体国情，对这些深层次问题作出科学回答远比简单引进更为复杂，更为艰巨。 当五四时期对传统评判的激烈情绪逐渐冷静下来之后，当年批判传统的文化先锋开始以日趋平静的心态对待本民族的传统。从30年代开始，借鉴西方思想，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社会实际的需要，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则逐渐成为中国思想发展的新趋向。从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来看，在30年代之前，基本上是以翻译介绍欧美社会学理论为主，“偏于译述，其自著者较少”⑥。在1930年前后，孙本文等社会学家开始提出并致力于“根据欧美社会学家精密有效的学理，整理中国固有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制度，并根据全国社会实际状况，综合而成有系统有组织的中国化的社会学”⑦。孙本文所著《社会学原理》一书在材料的征引上，“凡可得本国材料者，即用本国材料”⑧，力求使之更加符合中国社会的具体实际。他还邀请吴景超、黄凌霜、杨开道等著名专家共同编写《社会学丛书》，从1929年到1930年由世界书局陆续出版。此外，陈翰笙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主持对无锡、广东等地农村的大规模实地调查，不仅加深了对中国农村的认识，而且推动了社会学中国化的进程。不仅是社会学，其他各个学术领域也都纷纷开始探索对西方学术与思想进行改造，使之具有中国特有的形式，适应中国的特殊社会环境。 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等10位教授在《文化建设》月刊上发表《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提出了“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主张。宣言指出，对于欧美文化，“须吸收其所当吸收，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⑨。“中国本位文化”论提出后，在中国思想界引发了关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的激烈讨论，这场争论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化从追求“世界化”到“中国化”的路向转变，具有不可忽视的思想意义。通过争论，思想界全面检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化发展趋向的偏差，片面追求“世界化”的文化主张遭到大多数人的摒弃，对吸收外来文化与继承民族传统文化关系的认识比五四前后的文化论战前进了一步。特别是这场文化讨论发生在中华民族面临即将爆发全面民族战争危机的前夜，它所提出的“中国本位”的民族意识，“不守旧、不盲从”的方法，以及依据“此时此地需要”来建设中国文化的主张，实际上把现代中国文化建设的讨论直接引入了一个如何走“中国化”道路的深刻理论问题。 其次，20世纪30年代以来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加深了思想界对本国文化的认同。 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七七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进行全面侵略，不仅在政治上控制中国的主权，军事上吞并中国的领土，而且为了达到长久奴役中国人民的侵略野心，还辅之以在思想上进行奴化教育，宣传所谓“新民”思想和“日中亲善”、“共存共荣”，以麻痹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抗日意志。在直接沦为日本殖民地的伪“满洲国”，民族文化更遭受着灭顶的灾难，“受着亡国奴教育的‘满洲国’学生，他们的读书求学，思想言论得不到任何的自由，强迫学日语，读经，尊孔，以及‘满洲国’的王道教育”⑩。中国面临着自近代以来空前严峻的民族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