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6-0766(2008)02-0005-11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演变大约经历了三个时期，清末民初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期，五四前后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期，三四十年代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高涨期[1]。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发展之所以在五四前后，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有关。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在研究一战对中国的影响时，大都集中在经济与政治的层面，如一战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战与战后中国政治结构的变化等，很少有人从思想文化层面对这一问题进行系统探讨①。实际上我们考察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演变，就会发现一战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至深至巨，正是在一战的影响下，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中国思想文化发生了重大变动，这其中也包括形成于清末民初的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在五四前后的发展。有鉴于此，本文拟就一战影响下五四前后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及其特点作一初步探讨。 五四前后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民族自决思潮的兴起。在涵义上“民族自决”应该包括对外与对内两方面内容。对外，主张各民族均享有自主决定其命运的权利，不受外来民族的支配。用陈独秀的话说：“‘对外发展主义’，固然是中国人现在做不到的，而且我们也不赞成这不合理的思想。但‘民族自决主义’ (就是在国土之内不受他民族侵害的主义)，我们是绝对赞成的。”[2]对内，则是针对政府的专制而要求实现民主、结束晦暗政治而言的。“不准政府独断，要让公众裁夺，这就叫自决。”[3]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对政府、国家、人民三者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主张对政府实行社会制裁，“在这无法律政治可言的时候，要想中国有转机，非实行社会制裁不可”[4]。但我们以往在讲“民族自决”时，强调得多的是对外一面，而对内一面则较为忽视。 毫无疑问，五四前后中国民族自决思潮的兴起和发展的直接原因是巴黎和会上中国政治外交所受的打击。对和会所标榜的公理、正义和对从威尔逊的民族自决的迷信到对山东权益交涉失败后的失望，加上这一时期国内媒体的大量宣传，人民的政治意识、政治参与性以及数量都有了极大的提高，民族自决思潮在五四前后兴起并得到发展。正是在民族自决思潮的推动下，才有五四爱国运动的发生。就此而言，五四爱国运动也可称之为民族自决运动。 首先，这次民族自决运动的参与面之广是空前的。巴黎和会一召开，国人便对它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与希望，“欧洲此次和会，高唱民族自决主义，所有欧洲以前一切不自然的处置，皆应本诸民族自决主义、民主主义的精神”[5]。正因如此，山东问题交涉的失败给国人以极大的震撼，以学生为先锋的民众运动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展开，参加者从学生、大学教师到工人、商人等，盛况空前。戴季陶说，“这一次‘民族自决’的风潮，真是疾风怒潮的一样，弥漫到全国了。你们看这一次‘民族自决’的风潮，比起以前抵制美货的时候怎么样？比起历次抵制日货的时候怎么样？比起满清末年争路风潮的时候怎么样？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尤其对于商界，戴氏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再看商界是怎么样呢？他们‘怀疑’的程度比学生差得多，所以他们‘理解’的力量，也比学生差得多。但是他们这一次抵制日货的行动比起以前来，大大不同。一帮又一帮的联络，一业又一业的预备，一处又一处的计划，合了这各业各处，再做成一极周密极有条理的系统。这有意识的‘合理’行为，也是显出他们是有‘组织能力’的证据”。他指出这次运动，传遍了全国商界、学界、劳动界、军界，所有有集团的地方都受到了触动，“这次的‘国民自决运动’是全国国民”[6]。此前的民众运动，很明显的一个特点是政治参与面窄，往往局限于一个或几个阶层，例如戊戌变法主要局限于正从传统士绅转变来的知识分子阶层，义和团运动主要是农民阶层，而辛亥革命的主体则主要为受革命党人影响的学生、新军和会党。相比较而言，这次运动不论是参加者的人数还是身份上都有很大的改变。值得一提的是在五四运动中，女学生也积极地参加了游行，这应该是女性群体性第一次参加政治运动的标志。五四运动也是工人、商人以及教师等阶层自觉地参与民族主义运动的开始，他们在此后的民族主义运动中表现出的积极精神和所作的贡献都是极其宝贵的。 其次，此次民族自决运动思想深度是前所未有的。一战特别是巴黎和会的召开，使国人在政治、外交等诸多方面经受了一场洗礼，从而在反对政府的“秘密外交”和外国列强压迫的民族自决运动中表现得比以前更成熟、更理性。戴季陶认为，“这一次民族自决的风潮，比起以前，有许多的‘进步’，有许多‘深刻’的意思，有许多‘彻底’的觉悟……所以我从文明的真意义上细细的审查起来，认定这一次民族自决的运动，是合理的，是觉醒的，是深刻的，是纯粹的”[6]。此次运动“深刻”的表现之一是更具“现代性”，像“民族自决”、“人权”、“自由”、“正义”等概念第一次或高频率地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其原因，一方面是留学日本、欧美的学生或学者对其所做的宣传，另一方面是时势的催生，战后在处理国内“南北和平”和“巴黎和会”问题上需要人们有更加现代、科学的观念。在以往的民族主义运动或斗争中，人们反对的主要是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没有把反对外国列强的斗争与反对国内封建统治者的斗争结合起来。此次人们明确地表明“内除国贼”，政事“不准政府独断，要让公众裁夺”[3]。五四运动中，政府打压学生的行为更加伤害了民众的感情，也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对内改革的紧迫性，“惟此次军警蹂躏教育，破坏司法，侵犯人权，蔑弃人道，种种不法行为，皆政府纵使之”[7]，因此，人们要求政府给予言论、出版等基本自由，要求建立一个民主、作为的政府，“我们爱的是人们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压迫的国家，不是政府利用人民爱国心压迫别人的国家。我们爱的是为人民谋幸福的国家，不是人民为国家作牺牲的国家”[8]。可见，一战后人们对政府批评的对内自决思想已非常的明确和全面，具有明显的近代民族主义的属性。 再次，此次民族自决思潮的影响和意义深远。五四前后兴起和发展的民族自决思潮无论在政治参与面上还是思想深度上都是空前的，这促进了中国全民民族主义意识的觉醒，加速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此次民族自决 思潮中其实包含着诸多不同阶层的不同政治主张，对于某一特定阶层来说，或许通过单独行动达到目标是相当困难的，而通过不同阶层的共同斗争，效果会明显不同。在以五四运动为主体的民族自决风潮中，激进的革命思潮、温和的自由主义思潮以及保守主义思潮均在此时找到了兴起的契机并得到发展，不论其主张的现实操作性有多大，它们都是对如何谋求民族独立富强的一种回答。受民族自决思潮影响的不仅是学生、商人、城市平民等，政府官员亦然，“爱国！爱国！这种声浪，今年以来几乎吹满了我们中国的各种社会。就是腐败官僚蛮横军人口头上也常常挂着爱国的字样，就是卖国党也不敢公然说出不爱国的话。从自山东问题发生，爱国的声浪更陡然高出十万八千丈，似乎‘爱国’两个字，竟是天经地义，不容讨论了”[8]。虽然这不能说明政府已经被人民思想所控制，但统治层为民众舆论所影响是明显的。其间，一些以民族自决思想为主旨的团体如“国民自决会”、“外交救济会”等纷纷建立，它们也为民族自决思想的深入发展做出了努力与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