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中共历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200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2003年是毛泽东诞辰110周年：2004年是邓小平诞辰100周年；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中共七大召开60周年，陈云诞辰100周年；200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长征胜利70周年，中共八大召开50周年，“文化大革命”发动40周年、结束30周年，朱德、董必武诞辰120周年。以此为契机，中共历史研究出现了几次热潮。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也得到重大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等思想理论的提出，为中共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和素材。中共历史研究近几年也出现了若干新趋势。 一、资料发掘范围向民间和社会的拓展 20世纪的中共历史大多是以文献资料为主进行研究。文献证史是人与物的一种对话，尽管苦心钻研能有所发现，但对有些事情的判断难免偏激和简单化。更为关键的是这样的历史大多是由学者讲述的，但他们往往“不在场”，讲起事情来常常逻辑性有，生动性无，条分缕析但是难免死板，容易在学术圈内得到认可，但很难引起一般受众的兴趣。新世纪以来，这种状况得到改观。口述史的和田野调查的兴起预示着中共历史研究的资料发掘向民间和社会的拓展，出现民间化倾向。同时也意味着中共历史研究由人—物对话向人—人对话的一种转向。 1.口述史兴起——资料发掘向民间的拓展 “口述历史”进入国内学者的视野是从1981年《国外社会科学》杂志第一期刊登的《面向过去之窗：口述历史入门》开始的。新世纪以来，国内史学界兴起重视口述史之风。比如由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的《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口述史著作。唐德刚所作的注释相当精彩，史料价值非常大。刘小萌著的《中国知青口述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收录了13位知青的口述史料，他们的叙述有助于加深人们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背景和对重大事件的了解。同样，在中共历史研究领域，也出现了一批口述史专著和有关口述史的文章。比如《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汪东兴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亲历了中国共产党九届二中全会前后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的过程，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真实可靠的材料披露了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真实再现了那段历史原貌，留下一份珍贵的史料。《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因口述者“文化大革命”期间在北京做领导工作(特别是在1976年“四五”天安门事件中，他作为北京市委书记直接参与决策和事件的处理)，其回忆引起极大的关注。《八路军老战士口述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记录了133位八路军老战士的口述史料。另外，一些关于口述史的文章相继问世。如朱志敏的《现代口述史的产生及相关几个概念的辨析》(《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2期)，在文章中，他厘清了口述历史与文献证史、口述传统和现代口述史、口述史与回忆录、口述历史与口述史学的关系，对人们认识口述历史有很大的帮助。另外还有他的《口述史与回忆录》(《北京党史》2005年第6期)、《口述史学能否引发史学革命》(《新视野》2006年第1期)。在上述几篇文章中作者阐明了现代口述史的特征——合作和录音。认为录音为现代口述史的基本标志，同时为口述史上升为严谨的科学提供了条件，一些回忆录没有保留录音或根本没有声音，缺失了现代口述史在资料方面的一个重要环节：不可更改的、可以重复使用的原始声音。另外，回忆录叙述范围狭窄、真实度比口述史低、由于现代口述史已经上升到“学”的地位，回忆录相对口述史来说更加粗放化。另外陈伟刚的《口述史学的特征与中共党史研究》(《史学史研究》2004年第1期)、王宇英的《“文革”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徐国利的《关于抗日战争口述史研究的几个问题》(《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3期)也是关于口述史的文章，值得一读。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在实践中，不少口述史著作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史，所以今后还应进一步提高口述史的科学性。 口述历史相对于以往的学院式史书，更加具有吸引力和感召力。另外和回忆录相比，因其叙事范围较广而更能凸显民间化。对于中共历史研究来说尤其具有特殊意义。由于口述者自然寿命的原因，一般只能涉及现当代60至70年，党的80多年的历史大部分在这个期间内，所以，中共历史做口述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口述史注重从民间的角度来看中共历史，注重原始材料的利用，突破了原有的官方话语体系，凸显出民间色彩，使中共历史研究中的叙事更加生动化。 2.田野调查兴起——资料发掘向社会的拓展 田野调查又叫实地调查或现场研究，其英文名为fieldwork。科学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是由英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奠定的。其最重要的研究手段之一就是参与观察。田野调查工作的理想状态是调查者在被调查地居住两年以上，并精通被调查者的语言，这样才有利于对被调查者文化的深入研究和解释。在中共历史研究中，获得第一手的感性材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一些重大理论问题需要在当今社会找到答案。调查的重点，在于收集新的、别人没有发现过的材料，或者从别人没有调查研究过的方面进行调查。《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3期和2002年第6期分别发表石仲泉等人的《关于优秀企业主入党问题的调查》和国防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等单位写的《剥削现象——对温州私营经济的调查与思考》，这两篇报告通过对温州、台州、萧山等私营经济发展状况的考察，实际采集大量第一手资料，就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怎样看待社会主义制度下私营经济及“剥削现象”问题提出了以事实为依据的见解。笔者认为伴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进步以及党的理论的不断创新，中共历史研究向社会挖掘资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刘志琴认为口述史和田野调查的兴起是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两大趋势。并说“这两者标志着当代史学研究的视野从单纯的文献求证转向社会、民间资料的发掘，这是历史学进入21世纪的重要倾向。”① 二、研究范式趋向多样化 “范式”一词是由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提到，并迅速扩展到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他认为“一个范式就是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东西。而反过来，一个科学共同体由共有一个范式的人组成。”② 近几年来，关于范式的争论比较多。张静如在《中共历史研究断想十则》(《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2期)一文中主张革命史模式、现代化模式、社会史模式三种研究模式的辩证运用，要不断拓宽研究领域，正确联系实际等等。张海鹏对近年来及近代史研究中流行的“现代化范式”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肯定了运用现代化范式研究近代中国的历史，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简单的以“现代化范式”替代“革命史范式”，未必是正确的思考方向。(《20世纪中国近代史学科体系问题的探讨》，《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1期)。沈传亮认为，目前中共历史研究的范式主要有“革命史范式”、“现代化范式”、“后现代范式”以及“启蒙与救亡双重变奏范式”，同时他又提出了中共历史研究中的“多重范式共生”倾向。多重范式共生是指“研究者在中共历史研究领域中研究某一历史问题时，同时采用若干范式的一种新的叙事方式。”③之后，何云峰撰文《也谈中共历史研究的范式》，对沈文的一些观点进行反驳，并认为“每一种研究范式都有自己的话语系统和研究视角，把不同的范式糅合在一起不免要发生相互打架的问题。”④韦磊在《美国中国学对中共党史研究的方法论启示》中认为国内党史研究的范式存在着自身的问题，包括范式来源单一，目前的范式过于宏观等等，从而提出要建立多样的、中间的、开放的范式。可见，近几年来研究者对中共历史研究中方法论的思考更有新意。尽管争论还在继续，各争论方对一些问题的分歧较大，但起码表明，目前研究范式多样化是一个现状，更是一个趋势。“缺乏标准阐释或不能提出一致同意的规则并不会阻止范式指导研究。常规科学也能通过直接检查范式来部分确定，这一确定过程往往借助于但并不依赖于规则和假定的表述。事实上，范式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有整套规则存在。”⑤笔者认为伴随着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共历史研究的范式也会不断更新。范式只是一种工具，它只有与应用一起才能够显示出来。所以我们在历史研究中不应只局限于提出了某种范式，关键是在实践中总结出各种范式的研究理论、研究方法、研究框架。而研究者对各种范式也应多一些宽容，鼓励他人理性思考，这样会出现更加有生气的见解。在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提下，各说各话未尝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