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民国时期中国工人历史的学者把他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工人的生活条件、他们在工厂与社区的生活经历以及对工人运动的参与等问题上。虽然有些历史学家提到了工人的阶级意识，但由于记载工人自己观点的资料匮乏，他们得出的结论是不完整的。这样一来，对工人意识的研究更多的是陷入一些推论中，而直接的论据不足。一些学者强调工人的地域特征，提出分离的劳动力市场、特殊工厂内的分工以及帮派组织，强化了工人间同乡关系的重要性，从而阻碍了工人阶级意识的形成。另有些学者假设，工人之间的某种特殊关系导致了他们的彼此分离，从而在主张技术工人(工匠)构成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中坚力量时，把工人阶级的政见与其职业、技艺的种类联系起来。尽管这种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罢工的特定形式，但是这样的分析仅仅局限于罢工的总体参与者，而忽视了工人个体的不满和他们的渴望。以上两种观点都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工人的物质状况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意识。本文试图通过对一名激进工人和作家——余祖胜的精神和道德世界的探索打开有关劳工政治的一个新的研究视野。余祖胜丰富的作品使得我们能够剖析他个人的内心世界，而这些内心意识几乎与地域问题和行业本身没有关系。另外，从历史方法论的角度看，他的作品告诉我们，文化表述(如遣词造句、运用比喻、情感表达)在他对物质条件的理解和他的阶级意识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① 余祖胜1927年②出生于江西湖口县，他的工厂经验始于抗战前不久他父亲进入汉阳兵工厂之时。1938年，日军占领武汉后，余祖胜举家迁移到重庆。在那里，他的父兄在战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二十一兵工厂工作。20世纪40年代后期，余祖胜的生活被各种简短而紧张的经历充实着。从年代顺序来看，对他的思想形成影响最大的部分，一是兵工厂技术学校的学徒时期，二是失业，三是为共产党的地下刊物——《挺进报》工作。1948年4月，在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不久，他被逮捕并关押在前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所在地，即渣滓洞监狱。当国民党军队逃离国共内战中最后的堡垒重庆时，他们于1949年11月27日枪杀了余祖胜和其他300多名共产党员、政治犯。余祖胜牺牲后，成为一名革命烈士，这也部分地得益于他是现代名著《红岩》中一个人物的原型。③ 在本研究中，我更注重对余祖胜的思想和价值观的考察，它告诉我们一个政治上活跃的工人在革命胜利前夕是如何展望解放的。从他生前留下的40多首诗、几篇短篇小说、文章以及一些私人信件中，我们也许能够探索他的内心世界。虽然他一生中发表的作品不多，但他的思想与其他激进分子的思想有着许多共同之处。再者，作为一名有文化、善于表达的工人，余祖胜讲出了许多工人的心愿——要求把他们当做人对待。他的作品的主题大多数是关于下层民众生活的苦难和精神层面上遭受的侮辱。余祖胜的诗并不仅仅局限于描写工厂生活，而是表达了关注人类状况的广泛的阶级意识以及工人在社会变迁中的角色。虽然如此，这些诗抨击了社会的不公正，展示了下层民众受创伤的心理，在劳工阶级读者中起了共鸣。总而言之，余祖胜在促进“阶级计划”的进程中是一个重要的人物。所谓“阶级计划”，是由少数激进分子组织工人并向他们宣传一种新的政治立场，试图以此提高工人的阶级意识。用余的话来讲就是“觉醒”，即唤醒那些被压迫的民众，让他们明白自己的苦境。像其他激进分子一样，余穿梭于受过教育的群体与普通群众之间，活跃在两个世界的边缘。余活动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其范围从重庆江北的贫民区到技工学校，他与各种各样的知识分子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无论是政府控制的学校还是非法的读书会组织，都有他活动的身影。他以不同的方式传播其思想，用他的话语和梦想来描绘更为广阔的社会，揭露社会的不公平。 如果说余祖胜写的诗是有关穷苦人们的诗，是幸存者的赞歌，但他却没有直接用阶级的语言来描述。或许这并不奇怪，他的诗若是直截了当地谈论阶级，恐怕就没有那么大的感召力了！他用道德准则、伦理规范来赋予阶级意识活力，效果可能更好。在他的作品中充满对公平和平等问题、苦难以及仁道待遇的关注。而道德准则像其他因素一样，是阶级形成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正如一位研究俄国劳工问题的历史学家所说，“为了让个体工人认识到他们是被压迫阶级的一分子，不仅要让他们认识到他们是贫穷的，受虐待的；还要让他们相信他们的个人困境反映了不公平的社会关系。”④ 余祖胜的生活和作品也充分证明，知识分子和工人之间的关系既亲密又对立。如何在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巨大的鸿沟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是余祖胜终生的追求。他的解决方式是写作，即通过对下层民众的描写来抨击社会等级制度。写作既是余祖胜自我解放的一种方式，也是表达他的信念——劳动人民不是被压迫的牲畜，而是社会的积极参与者——的工具。余之所为，印证了美国黑人作家理查德·莱特(Richard wright)的名言：“写作是我成为一个自由人的方式。”只有知识分子从下层社会“有机地”成长起来，工人阶级对社会秩序的反抗、改造才能得以实现。作为一名工人出身的作家，一个献身于社会实践的激进分子，余祖胜重新定义了知识分子及知识分子的作用。这一定义与意大利共产党员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的观点相似。“有机知识分子”成长于一种特殊的社会团体，表达的观点与他们的社会环境是一致的。这些知识分子不仅从事写作，也是好学不倦的读者、宣传者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一个新型的知识分子不能只靠能说会道，这些只是外在的，只能激起一时的热情；而应积极投入到现实生活中去，作为一个建设者、组织者、‘长期的劝说者，而不仅仅是一个演说家……”⑤ 由于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余祖胜与葛兰西之间又有着很大的不同。余批评知识分子躲在象牙塔里，与体力劳动者和平民百姓保持距离。因此，余的行为呼应了20世纪的激进分子和中国革命者——毛泽东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的传统。余将自己的伦理观点、政治需求与其亲身经历融合在一起，为知识分子塑造了一个新的形象，即社会和政治的鞭挞者；而葛兰西更关注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知识分子卷入对现存社会秩序的维持和摧毁的辩证关系。二者尽管不同，但他们都注意到知识分子与社会、知识分子与政治之间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