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末期，蒋介石成为国民政府掌握实权的首脑，与以往任何一届政府“首脑”不同，他对外交有着特殊的热情，把“权力、职能与其以正式身份直接参加、最高政治级别上的外交实践联系起来”①，亲自参与、决策、主导政府的外交走向。 1927年与苏绝交，1929年的“中东路事件”，以及1932年中苏恢复外交关系，正值蒋介石权力上升阶段，他以掌握国家实权的首脑身分，亲自参与、决策、主导政府对苏外交走向，直接处理对苏外交事务，成为蒋介石初期运用“首脑外交”最为具体的例证。 首脑外交，从广义上讲是首脑本人直接参与处理外交事务，但具体而言则是国家首脑直接参与决策、制定国家相关外交政策；其二、具体主导国家相关外交政策的走向；其三、亲自实施、促成相关外交目标的实现。正是“直接决策”、“具体主导”、“亲自实施”三个要素，构成了“首脑外交”区别于一般外交活动最明显的特征。 然而，在史学界以往对苏关系的研究中，并未过多涉及蒋介石关于“首脑外交”的运用。为此，本文试图从跌宕起伏的中苏关系背景下，拟对蒋介石“首脑外交”的运用作一探讨。 一、蒋介石重订外交方针：与苏绝交 1927年，继“四一二”、“七一五”事件之后，蒋介石最终背弃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方针，公开打出反苏反共的旗帜。是年底，南京政府又以广州共产党组织暴动为借口，对外声称共产党与苏联极有关系，孤注一掷单方面宣布与苏绝交。②12月13日，蒋在上海正式向新闻界发表谈话宣称：“此次广东共产党作乱与外交极有关系，我们不得不重订外交的方针，……一定要对俄绝交。”③ 12月15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制定《撤销对苏俄领事承认办法》，包括由各地交涉员向苏领事声明撤销承认，并限期离境；所有苏联国营商业机关一律勒令停业；详查苏侨民总数，无正当职业而形迹可疑者，随时侦察拘禁，驱逐出境，苏籍侨民则必须领外侨执照等4条。隔日，各地纷纷对苏领馆采取强制措施。蒋介石此举的目的十分明确，为了政权的稳固，不惜冒外交风险，把对国内共产党的镇压，与对苏绝交直接联系起来，以切断苏联对国内共产党的支持。 但因当时南京政府尚是一个未获得国际承认的地方性政权，故与苏绝交的效力还仅限于南京政府所辖范围。1928年6月，南京政府成为代表中国的中央政府以后，对苏绝交效力随之放大，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但即便如此也未立即收回中东路权。1928年10月8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改组国民政府及人事任命案：推选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冯玉祥、张学良等16人为国民政府委员。蒋在提名张学良时特别指出：“我认定当以力求统一为前提，故对于张学良应予明令发表之，……且日本阻碍东三省归入中央之阴谋，因此而得以揭穿其真相，于党国方面亦大有益。”④此举已为地方归顺中央的前奏。果然，此后他与张学良通电要求乘机易帜以达统一，张于是在当年底，宣布东北易帜。而其易帜之后，首先就强行收回中东路，从而将中苏两国关系推向极端紧张的地步。 1929年5月27日，哈尔滨警察局奉东北当局命令以“苏联驻哈使馆进行赤化宣传”为由，强行向苏联收回中东路路权，引发“中东路事件”。事件发生后，苏联政府当即提出强烈抗议，后因中东路中方理事长兼督办吕荣寰要求今后以局长命令发布的文件，均应由中方副局长副署遭苏方拒绝。吕遂将苏籍局长叶穆善诺甫撤职，并任命中方局长为代理局长，引起苏联极度不满。7月18日，苏方向中方发出最后通牒，递交绝交书：(一)召回苏联驻中国使馆及侨务代表；(二)召回中东铁路苏联所派人员；(三)断绝中苏间铁路交通；(四)请中国驻苏联使、领迅速撤离苏联国境。⑤除发表绝交宣言外，苏方还在边界不断进行武装挑衅，双方冲突不断，紧张局势持续升温。⑥ 蒋在接到最后通牒后做出反应，认为苏联此举明显是国际惯用伎俩，“其侵略中国违反协定”，并将中东路事件定位为“其性质非单纯仅为中东路权问题，而乃由苏俄驻哈尔滨领事馆以及其铁路机关人员之名等为其宣传共产主义，破坏中国政府，假冒各国之信号，扰乱东省秩序”，因此破坏中东路即破坏国际交通，“责不在中国而全在苏俄也”。⑦而苏联把“中东路事件”看成“帝国主义列强”利用国民党政府所发动的“对苏侵略”的开始，通过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革命战争”。⑧显然双方各持己见，冲突一触即发。 与此同时，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之后执意收回中东路权，他认为是“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完成前人未能完成的大业”⑨。所谓“完成前人之大业”，是指1926年北京政府时代张作霖也曾在此问题上与苏联有过重大纠纷，即1926年底，奉系入关，张作霖掌握了北京政府的实权，使中苏冲突进一步加剧，以苏联使领人员尽数撤离告终。(10)他私下也对人说：“这是(指收回中东路权)中国对俄国过去在满洲的不义行径报仇的机会。他确信会有出头之日，要吓唬一下苏俄。”(11)笔者认为，正如杨奎松教授在《蒋介石、张学良与中东路事件之交涉》一文中所说，张学良此举“乘着南京政府推行‘革命外交’之机，对苏联发难，就成了向南京表明自身立场的一种极好的选择”(12)。但此举并没有得到蒋的认同。蒋于7月20日电示张学良：“对俄虽已绝交，但须力避战端，如两方军队相距太近则战机一触即发，谅兄早已注意并望严防白俄利用机会轻启战端也，如前线接近请稍退后，期达避战华民的目的也。”(13)以后还多次在蒋致张学良的电文中见类似内容，可见蒋对“中东路事件”的解决从一开始就打算采取外交手段，而并非军事行动。尤其是在中苏关系已恶化至顶点，而张学良又欲与苏兵戎相向的敏感时期，蒋自知中苏实力悬殊，竭力遏止爆发战争而借外交途径解决争端以获利益，可说是行伍出身的蒋外交实践的发端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