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022X(2008)02-0035-07 “中医科学化”是20世纪30年代中医界为了将中医学纳入近代科学体系，构建与西医平等对话的“科学平台”，而主张对中医学进行根本改造的医学思潮，在当时的中西医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余波至今未消。近年来，不少关于中国近代医学史的论著将这一思潮纳入了研究视野，从医学的角度指出了它所隐含的“西医化”倾向①，但缺乏历史文化视角的透视，其思想特征及实质尚待进一步的论说。有鉴于此，本文将对20世纪30年代中医界内部“科学化”思潮的背景、特征及其实质作一梳理和分析，以获得对这一思潮的整体印象，并希望对当前关于“中医现代化”的争论起到一定的参考作用。 作为一种维护生命的知识和技艺，中医学在古代中国备受推崇和庇护，是民间与官方共同认可的医学知识系统。公元前213年，秦始皇制造“焚书坑儒”事件，其“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1](《秦始皇本纪》)，此后历代封建王朝虽然实行严厉的文化专制，但却对中医学网开一面，除个别巫医害人之术外，其他医药方书，大多任人传习。此外，中医在古代中国还享有较高的政治礼遇，明清时期宫廷中甚至有群祀先医之仪，行三跪九拜三献之礼，足见官方对中医学的重视与信赖。不仅如此，中医学在其发展的历程中，还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是儒、道、医三者结合的生命文化。古代中国曾有“上医医国”、“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等谚语，医者之中最负盛名的也并非负匣游乡、靠施药治病谋生的“游医”，而是精通中国文化的“儒医”，这不但体现了“中国医者”的文化特质，更体现了中医学对中国儒教社会的强大普适性，“宜若江河万古不废矣”[2](P35)。然而，1840年的鸦片战争彻底改变了中医的生存环境。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西方国家在对中国进行政治、军事侵略的同时，也在文化领域乃至专门知识层面逐渐构建了带有明显殖民色彩的“西方模式”。就医学而言，虽然西医学在明朝中后期就已经传入中国，但“直到19世纪以后，它才更具备制度扩张的殖民品格”[3](P4)。鸦片战争后西方教会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医院、医校及医学刊物，不仅成为推行殖民侵略的得力工具，而且对中国本土的医学知识和医事制度形成了全方位冲击。据1873年《申报》的一则报道，北京某西医院“据云去夏至今一周年中共医有九千六百十八人，可见华人亦皆信其术精胜矣”[4](P2)。辛亥革命后，随着清朝政权崩溃，中医学赖以存续的政治庇护烟消云散，而西医学却趁此机会茁壮成长，快速地吞噬着原属中医的生存空间。据统计，仅教会医院即由1905年的166所[5](P323)，上升到1920年的326所，病床16737张，每年住院人数达144 477人次[6](P623)。至少在中心城市和新知识界中，信奉西医的人越来越多，如晚清开办的京城官医院最初实行中、西医并诊，但进入民国后西医生诊察的病人竟超出中医生的1-2倍，使该院逐渐变为以西医为主的医院[7](P117)。再以国内发行的医学期刊而论，从清末至1935年，中国境内发行的西医期刊有178种，而同期内中医期刊只有137种[8](P286-287)，虽然两者数字相差不多，但对于庞大的中医群体而言，足以说明中医的知识阵地已经出现了巨大缺口。 相对于西医蒸蒸日上，中医则显得愈来愈黯淡无光。20世纪上半期，中医在乡村中仍受到较为普遍的尊崇，但这并不能阻止中医药日渐加快的颓势。以中药为例，四川是中药的主要产区之一，1931年药材出口总值6 184 373元，1932年减至4 207 111元，1933年再降至3 366 375元，同期内重庆药庄倒闭者7家，歇业者22家，因营业衰落而改组者8家[9](P96)。河北省安国县为著名中药材集散地，同样出现了不景气的现象。1927年，该地商会登记的药行会员为93家，此后逐渐递减，至1931年减至61家，而靠药行生意为生的经纪人也从1927年春季庙会的463人、冬季庙会的624人，分别减少到1930年411人、562人[10](P198-203)。 事实上，中医生存空间的缩小，还不仅仅来自西医对中医“饭碗”的争夺，更为重要的是，辛亥革命后国家现代性的增长以及新文化运动对科学精神的提倡，直接导致了中医学在学术、政治领域的痛苦历程，并危及到中医生存的合法性。 中华民国成立后，新政府以民主共和为标榜，开始在知识层面追逐新学而排斥旧学，以体现国家和社会的进步。191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制定《壬子癸丑学制》，在医学类中不列中医，教育总长汪大燮甚至公开表示要废去中医，不用中药。中医虽据理力争，但得到的结果却是“应毋庸议”，其理由为：“现在世界大同，科学日精，凡讲授专门科学，须以最新学说为衡。”[11](P266)中医由此开始了在政治领域的边缘化过程。新文化运动兴起后，科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被引进以取代旧的文化价值[12](P9)。1915年，西医界的全国性社团组织——中华医学会宣告成立，标志着中国本土西医共同体的诞生。尽管其成员留学背景、学校出身不同，但却接受了相同的西方医学教育，吸收了相同的医学原理和技术，获得了相同的学科训练，和其他知识精英一样，“是一些热衷于用科学及其引发的价值观念和假设来诘难、直至最终取代传统价值主体的知识分子”[12](P1)。1917年，西医余云岫发表《灵素商兑》，“突然向他们根本巢穴的黄帝内经素问灵枢来下攻击”[13](P12)，从各个方面对中医“原典”进行解构性批判，认为《灵枢》、《素问》源于巫祝，是非不分，“徒以阴阳五行生克之说，补泄佐使之论，敷衍了事”[14](P4)，希望此书一出，“世之盲从荒唐怪诞、迷信二千年来术士薪传之玄论者，可以唤醒其醉梦，恍然于旧说旧术之毫无根据，不可为训，而赞成医学革命之举矣”[15](P59)。其后，西医界乃至非医知识分子对中医的批判连绵不断，废止中医之声不绝于耳。作为倡导废止中医的领军人物，余云岫基本概括了西医的剑锋所指：“吾之所破坏者，阴阳也，五行也，十二经脉也，五脏六腑也，气运也，六气也，脉学也，皆从实地上摘其谬误，一言一语，不敢苟造，皆根本自然科学之大法，铁案如山，旧医至今不敢撄吾锋镝，作旗鼓相当之论战。”[15](P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