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890；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8)01—0140—15 自20世纪初年始，礼俗改造日益成为中国社会内部从政府到知识精英共同关注的论题。礼俗是一种“活着的传统”，它既存于当代，又绵延历史而来。因此，要改造这些存在于最大多数人群、并且承续于传统的生活方式以及思维习惯，就必须首先了解他们。礼俗调查应运而生。 本文所要叙述和分析的，即是20世纪20、30年代在中国社会兴起的礼俗调查。通过对从事调查者人员构成、调查方法、调查目的等问题的类型分析，我想探讨的是，当这些带着悲悯目光的改造者真正进入到中国民众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进入到这些包含着历史性的当下生活，他们是否会对此前所抱有的自明“正确”的立场、乐观的“进步”观念产生怀疑？对于是否需要改造、如何改造产生新的态度和想法？对于历史、传统，以及现代、当下又将产生怎样的反思？ 一 20、30年代礼俗调查鸟瞰① 20世纪初年的礼俗调查有两次高潮，一次是1925至1928年间，为民俗学初创时期以学术目标为主的礼俗调查；另一次则为1931至1935年间，响应国民政府及乡村建设派改良习俗主张而进行的调查。此外，受社会学、人类学等现代学科体系影响，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沪江大学社会学系等专门科研机构及其成员所从事的礼俗调查也一直活跃在20、30年代。以下，将依据这两次高潮分述20世纪初年礼俗调查的大略情形。 1918年北京大学开展歌谣征集运动，可以视为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开端，到1923年北大国学门“风俗调查会”成立，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民俗研究者已经将对大众生活的研究从文艺扩展到礼制、风俗、器物等多个方面。在风俗调查会所公布的启事上，将调查风俗的种类分为环境、思想、习惯三大类，包括地名、人口、职业、气候、地理、出产、经济状况、生活制度、交通、民族、地方特殊组织、家畜、语言、歌谣、故事与童话、戏剧、语言与俗语、小说、宗教和信仰、教育、美感、普通观念与判断、衣、食、住、婚姻、丧礼、坟墓、祭礼、家礼、客礼、公共集会的习惯、游神和赛会、娶妾和纳婢、守节、养子、再醮、修饰、争斗和诉论、嫖、赌、盗、娼、男女社交、清洁或肮脏、年节习俗和商人讨账、勤惰、玩耍、杂技、乞丐、货场、奴仆的情状、慈善事业、遗弃子女等54项。②北大歌谣研究会及风俗调查会在近十年间，取得了许多成果，除《歌谣周刊》和《研究所国学门周刊》上发表的材料及讨论外，还有几项成规模的风俗调查。比如，1925年，受北大风俗调查会的派遣，顾颉刚、容肇祖、容庚、孙伏园、庄严等人组织了对京郊妙峰山进香庙会的调查，成员们写就一组调研文章，发表在《晨报·副刊》，后由顾颉刚编成《妙峰山》一书，作为有组织、有计划、有成果调研尝试的开始。此外还有对东岳庙、白云观及财神殿进香风俗的调查。顾颉刚作《北京东岳庙和苏州东岳庙的司官的比较》和庐泰曾作《泰安高里山神祠的七十五司和北京东岳庙的七十二司》先后发表。③ 此后，1926年顾颉刚与容肇祖、林幽、孙伏园在厦门发起组织了“厦门大学风俗调查会”；1927年，顾颉刚、容肇祖、钟敬文、杨成志、董作宾等人又在中山大学发起成立民俗学会，并创办了《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民俗》周刊。1929年，钱南扬、钟敬文以“浙江大学文理学院民俗周刊社”名义，在杭州《民国日报》编《民俗周刊》；同年，谢云声在厦门《思想日报》编《民俗周刊》。1930年，魏应麟、江鼎伊在福州组织中山大学民俗学会福州分会；江绍原、钟敬文、娄子匡组织成立了杭州民俗学会，并于次年创办了《民间月刊》。中大《民俗》周刊、杭州的《民间月刊》以及《北平晨报》副刊《社会研究》成为这一时期民俗学家发表礼俗调查成果的主要阵地。④ 作为一种学术实践，民俗学家意图排除一切未经反思的自然态度或命题，希望把握住意识与对象之间的本原关系，而不是如通常的社会改革家那样将判断的前提自我取消或者存而不论。1928年在国立中山大学民俗周刊的发刊词上，曾有人总结过学者从事民俗研究的各项意义，作者认为民俗学研究可以分为三派：为研究文艺而研究民俗学的、为教育的，以及为社会的。在这三派中，单因为研究文艺的目的去研究民俗，不是民俗学的幸福：“我们中国的社会，混乱到这么田地，民众的头脑，固执到如此不可转移，怪不得军事不能快快结束，政治不能上轨道，社会经济一日穷蹙一日。难道天天高唱文学，就可以了局吗？因此我以为第二三种的目的，是我们后起研究民俗的人不可不留意的。”⑤在这些怀抱着社会责任感的学人看来，礼俗调查构成了一种融合，可以使学术实践同时具备知识的以及现实的双重意义。通过对论述主体进行经验性的理智描述和澄清，不仅为改造礼俗的社会运动提供学术支持，也部分地为其实际展开消除了疑虑与阻碍。所以说，礼俗研究既是一项学术义务，也担负了为社会改革提供合法性依据和参考、帮助的职责；并且，这后一种目的在学者看来往往要重于前者。 与民俗学家同时展开民众生活调查与研究的还有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等学术机构中的社会学家群体。自1905年圣约翰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以来，先后有沪江大学(1913)、厦门大学(1921)、燕京大学(1922)等学校设立社会学系。⑥在中国早期社会学发展的历程中，不同流派的学者都对社区研究、民族志的书写方式进行了探索。其中，对大众习俗的调查分析即是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学士、硕士毕业论文中，即有杨肖彭：《北平梨园行之研究》(1933)、陆懿薇：《福州年节风俗的研究》(1934)、邱雪峩：《一个村落社区的产育礼俗的研究》(1935)、周恩慈：《北平婚姻礼俗》(1940)、王纯厚：《北平儿童生活礼俗》(1940)、权国英：《北平年节风俗》(1940)、陈封雄：《一个村庄之死亡礼俗》(1940)、孙咸方：《中国各地闹新房礼俗》(1940)、陈永龄：《平郊村的庙宇宗教》(1941)、李慰祖：《四大门》(1941)、郭兴业：《北平妇女生活的禁忌礼俗》(1941)、陵怀昫：《理蕃羌戎的宗教》(1944)、陶增綮：《杂古脑的啦嘛寺院》(1946)等多篇专门的礼俗调查。除此之外，许多社区研究中也包含着礼俗调查的内容，比如李景汉组织下进行的著名的定县调查，在随后成书的《定县社会调查》中即有专门的礼俗研究。燕大社会学系的毕业论文中也有陈焕锦：《进让村调查》(1927)、万树庸：《黄土北店村的研究》(1932)、蒋旨昂：《卢家村》(1934)、李有义：《山西徐沟县农村社会组织》(1936)等篇中包括了礼俗研究的专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