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08)01-0090-08 一、野营拉练的缘起 距离1970年8月31日毛泽东在庐山写下《我的一点意见》3个月；距离1971年9月13日林彪葬身温都尔汉10个月，即在这之间的1970年11月24日，毛泽东一改多年对军队工作倍加称赞的态度，就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战备野营拉练总结报告批示林彪并黄永胜(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三支、两军者不在内。”① 可以说，这是毛泽东在“批陈整风”运动中，借军事训练一说，从政治上敲打林、黄。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想到了广大的学生与工人，他继续批示：“大、中、小学(高年级)学生是否利用寒假也可以实行野营训练一个月。工厂是否可以抽少数工人(例如四分之一，但生产不能减少)进行野营练习。请与中央各同志一商。”② 显然，这是文革初期(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关于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学生“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的思想③，在文革中期的重申和再现，并要求结合形势之变化，予以执行和落实。 于是，中央当即召集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代表，就野营拉练的问题进行座谈。12月6日，周恩来接见进京出席座谈会的全体人员，强调开展野营拉练“要从实际出发，要因地制宜，自觉自愿”，“当前既要搞好野营训练，又要做好各项工作，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使两者结合起来，不能给人民增加负担”④。在此，如果说毛泽东的批示是政治的指点，偏重于方向的把握；那么，周恩来的强调则是事务的叮嘱，侧重于运作的关注。接着，周将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国“立即掀起一个‘实行野营训练’的热潮”的通知稿送呈毛泽东。毛泽东以严厉的态度作出第二次批示：“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⑤ 应该承认，庐山会议以后，张春桥、姚文元等“文革小组”派，以及所把持的上海正处于政治上得势、有利而又敏感的位序上，以至消息传来，上海各单位立即向下做了传达。据复旦大学谭其骧教授《文革日记》1970年12月7日记：“天天读后全校大会传达毛主席关于拉练指示。会后学习讨论”，“晚6∶30-8∶30续上午谈体会，表决心”；12月14日记：“天天读后听传达中央关于拉练指示，至十点二十工作”⑥。一周间，两次全校规模的传达，且首次时间在周恩来接见座谈代表的第二天，可谓有力而迅捷。12月15日，上海市革委会依照中央文件，正式向全市发出《关于实行野营训练的通知》，并宣布成立上海市野营训练指挥部。此后，各区、县、局革委会纷纷响应，迅速行动。如12月13日，黄浦区革委会召开直属单位干部负责人会议，决定成立区野营指挥部⑦；14日，南市区党的核心小组和区革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区野营训练指挥小组⑧；17日，虹口区“野营拉练领导小组”成立⑨；21日，上海县(面向浙江的门户)为配合市区拉练队伍外出，宣布成立“支援野营训练指挥部领导小组”⑩，并在朱行等地设立接待点。上海的这种态势说明接受中央拉练的指示是顺畅、积极而一致的。固然，其间有政治响应的因素，但在长期的人与人斗争的运动疲劳中，注入一份人与天地斗争的刺激，自然引起一阵社会的兴奋和骚动。 12月16日，市革委会在文化广场召开大会，张春桥作了关于拉练意义的动员报告，警备区司令员周纯麟则就具体开展拉练活动作了布置。会后，上海掀起了热气腾腾的拉练高潮。 二、野营拉练的高潮与高潮的退落 高潮兴起，其持续的状况如何呢？因目前尚不掌握具体的统计材料(11)，只能依凭几个总结性的数据，来推断和展示上海拉练运动的规模和走势。 第一，据1973年12月，上海民兵指挥部报送市委的《关于一九七四年野营训练实施意见的请示报告》称：“三年来(作者按：此处应指1971年至1973年)已有293万余人参加了野营训练”(12)。 第二，同《报告》称：“全市参加野营训练的人数逐步减少，一九七三年参加野营训练的人数预计比一九七二年减少一半以上”(13)。 第三，据1973年1月，上海民兵指挥部报送市委的《关于一九七二年野营训练的主要情况和一九七三年野营训练实施意见的报告》称：“一九七二年的野营训练取得了很大成绩，全市有106万人参加了野营训练，40万人参加了就地军训。”(14) 第四，据《中共上海历史实录》称：“截至1974年11月底，全市共有307万人参加了野营训练，造成生产、教学正常秩序的混乱和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15) 现将四处有关上海参加野营训练的人数统计串联起来，可知1971年至1973年为293万余人；至1974年为307万人；1972年为106万人；1973年比1972年“减少一半以上”应约为53万人；1971年便应是134万人(293万-106万-53万=134万)；1974年便应是14万人(307万-293万=14万)。 由此可知：上海的拉练运动在1971年时达到高潮，总人数有134万。这主要是因为上有领袖的号召，且具有绝对的权威；下有群众的响应，且具有盛大的忠诚，以致这两个方面的合力迸射出强烈的社会激情和社会行动。仅据1971年上半年的统计，全市就有46万中学生参加了野营拉练(16)；同期上海县全县接待过境野营拉练人员达71.3万人次。县内学校、县属工厂则有7万余人参加军训(17)。这种阵势在1972年时继续保持着，尽管其在整体上已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总人数仍达106万。在总结当年全市的“野营训练取得了很大成绩”的时候，市民兵指挥部又明确指出“有的局、县抓野营训练工作的力量不够落实”(18)。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总结报告的批评只提及有的“局和县”，而没有提到“区和大专院校”(19)。这多半是因为各局承担着生产任务，精力分散，重视不够；郊县则因地理环境的特点(多田野)，一般不显现野营训练的价值而有所忽视。自然，这便从侧面证实上海各区(中小学归区管辖)、各高校是有所落实的，而上海拉练的主要对象是学生群体。如果说这属客观的事务性因素，那么，1972年间，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和市“野营训练指挥部”合并为“上海民兵指挥部”(20)，即野营拉练的职能归口于民兵指挥部，表面上看是更规范、更权威了，实质上却因取消了独立指挥的权限，反而是削减、弱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