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2-0099-12 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她的文化绵延数千年从未中断，而且在数千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其文化在整体上一直处于领先地位，从未有任何其他的文化在整体上对其构成真正的挑战。由这样长久的历史积淀下来的中国人的文化自我认同，便带有强烈的排他性和优越感。尽管在历史上，中国人也曾多少从周边民族那里吸收了某些东西，但总体上，中国人在文化上是自满自足的。这种文化心态相当根深蒂固。晚明时起，西方传教士来中国，带来一些数学、天文历法方面的新知识，引起少数上层士大夫的注意，但其所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总之，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基本上不承认在中国之外，还有可以和中国比肩并立的国家和民族，还有可以和中国文化比肩并立的文化。直到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自我封闭的大门之后，不管中国人愿不愿意承认，一种足以打败中国的强势文化，逐渐展现在中国人的面前。通过屡次的挫折、失败，一些先进的中国人逐渐透过表面，认识到西方文化的价值。 这个过程是很有历史意义的，值得我们站在21世纪的思想高度加以回顾和总结。 我们知道，西方列强的近代发展是因地理大发现而刺激起来的。中国的近代觉醒也是同地理观念的大变化紧密相关的。中国人一向自以为自己的国家是世界的中心，是世界上发展程度最高的国家，只有其他国家和民族向中国学习，而无中国人向其他民族学习的道理。从林则徐编《四洲志》，到魏源编《海国图志》，再到徐继畲编《瀛环志略》，中国读书人始稍稍知道，中国之外，还有许多国家，中国不过是世界上许多国家中的一个，中国也并不是世界的中心。他们的书里，还多多少少介绍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情况，表明他们绝非古之夷狄可比。梁廷枏所编《合省国说》竟对历史不足百年的美国的政教制度称赞有加。这些书籍恰恰是给中国第一代政治改革家们提供精神滋养的重要原料，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曾忆及《瀛环志略》这本书。19世纪70年代起，中国陆续派出使臣和留学生，还有许多官员和民间人士出国考察、游历。他们带回了异国的亲见亲闻，更充实了中国先进分子们的新的世界观。 王韬是少数亲身游历过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之一。他认识到“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扣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1](P11)并且认定，“泰西通商中土之局，将与地球相终始矣。至此时而犹作深闭固拒之计，是直妄人也而已，误天下苍生者必若辈也。”[1](p23)既然“国无远近，皆得与我为邻”，[1](p32)就只有谋求共处之道，并进而取长补短，增益所不能，以求竞存于诸国并立的世界之中。 破除一统天下的旧观念，正视诸国并立、互相竞争的新局面，这是当时的先进分子在观念上第一个显著的变化。有了这一变化，才会酝酿出一系列新的观念。康有为在要求变法的上书中，累次痛论天下各国并立的世局，并指出其意义，提出因应之道。康氏指出，“中国自古一统，环列皆小蛮夷，故于外无争雄竞长之心，但于下有防乱弭患之意”。[2](P151)这在地球未辟，泰西诸国未来中国之前，尚可维持。但大地已通，诸强环伺，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实不容再沿袭旧日之成规。他在《上清帝第四书》中说：“夫泰西诸国之相逼，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也。……今泰西诸国，以治法相竞，以智学相上，此诚古诸夷之所无也。尝考泰西所以致强之由，一在千年来诸国并立也，若政稍不振，则灭亡随之，故上下励精，日夜戒惧，尊贤而尚功，保民而亲下，……其国人之精神议论，咸注意于邻封，有良法新制，必思步武而争胜之，有外交内攻，必思离散而窥伺之。盖事事有相忌相畏之心，故时时有相牵相胜之意，所以讲法立政，精益求精，而后仅能相持也。”[2](P149-150)康有为所讲的这个道理，非常重要。这也正是他变法思想之所以产生的基本原因。所以他说：“今者四海棣通，列国互竞，欧美之新政新法新学新器，日出曹奏，欧人乃挟其汽船铁路，以贯通大地，囊括宙合，触之者靡，逆之者碎，采而用之，则与化同，乃能保全。”[3](p222)康氏把世界大通，诸国并立视为数千年未有的一个大变局。因应这一变局，必须学习欧美诸国的新政新法新学新器，才勉能争存于世。所谓新政、新法、新学、新器，包括了文化的诸多主要方面。在康有为这位变法运动的领袖那里，已萌生了近乎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文化观念。 梁启超的世界化观念比他的老师更加清晰。他认为：“今日之世界与昔异，轮船、铁路、电线大通，异洲之国，犹比邻而居，异国之人，犹比肩而立。故一国有事，其影响未有不及于他国者也。故今日有志之士，不惟当视国事如家事，又当视世界之事如国事。”[4](p54)他又说：“地球之面积日缩日小，而人类关系之线日织日密。”[5](P1)“人类关系之线日织日密”，此语最能表现出梁氏对世界化大趋势的感受。所以，梁氏不但是提出建立民族国家之第一人，也是明确提出中国应成为“世界的国家”的第一人。他在为推翻清王朝后最初建立的民国政府规划“立国大方针”时，提出第一项大方针就是建立“世界的国家”。[6](p40)不消说，一个“世界的国家”，其文化的方针必然也是向世界开放的。其实，从《时务报》时期起，经《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直到《国风报》，整个清末十几年中，梁启超的世界化观念和文化开放主义，是其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主导线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