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8)01-0031-15 1939年底，当抗日战争正艰难进行之时，为响应国民政府建设抗战后方的号召，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设立边疆服务部，发起了一场旨在推进中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支持国民政府抗战的“边疆服务”运动。这场运动持续16年，在教会内外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在服务边疆的同时，为认识边疆，配合业已开展的服务工作，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动员教会内外一大批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及边疆服务部同工，深入川西北、西康及云南藏、羌、彝等少数民族地区，对当地的文化教育、生产生计、医疗卫生、信仰状况、社会习俗、民族关系及边政边务展开调查研究，内容涉及社会学、民族学、宗教学、医学、农学、政治学等诸多学科，推出了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此项工作，是当时教内外广泛开展的边疆研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促进了近代以来“边疆研究”的复兴与深入发展，也有力推动了边疆服务运动中的各项社会事业，形成边疆研究与边疆服务的良性互动，具有学术与社会双重价值①。 一“边疆研究”的复兴及旨趣变化 “边疆研究”这一概念中的“边疆”，并不局限于从地理学意义上诠释。根据时人贾湖亭分类，所谓“边疆”有四种含义：即地理的边疆、经济的边疆、政治的边疆与文化的边疆。地理、经济及政治上的边疆，其义甚明，少有分歧。“所谓文化上的边疆，乃是就国内若干在语言、文字、宗教、风俗习惯与生活方式不同于汉人之宗族而言，如桂之傜人、滇之夷人、黔之苗人，其距国防线甚远，不能视为地理的边疆，其经济形态，亦多进于粗放农业，亦不能称为经济的边疆，其服膺中央与地方法令甚早，更不能谓为政治的边疆，而以其与汉文化有别，故被视为文化的边疆。”因而所谓文化的边疆，实即两个以上“不等式文化”接触后所产生的文化边际(Culture Margin)[1]。本文所用“边疆研究”概念中的“边疆”，包括贾湖亭给出的四重含义。 边疆研究并不始自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以下简称“总会”)，清季很长一段时间内它一直是学术研究中堪称“显学”的重要领域，出现了徐松、沈垚、龚自珍、程恩泽、俞正燮、张穆、何秋涛、李光廷、魏源、梁廷枏、徐继畲等一大批讲求经世致用、潜心研究边疆的学者及大量有关边疆的著作[2]。然而晚清历史上的“边疆研究”基本属于传统学者的治学范畴，尚不具有现代学术研究的含义。从研究领域看，清季边疆研究大致局限在边疆史地的范畴，很少涉及民族、宗教与社会，至于自然科学，则更是无人问津。从方法上看，清季的边疆史地学者，大多沿袭传统文人墨客的撰述方法，成果以游记杂录居多。可以划归现代学术范畴的中国边疆问题研究，始于外国传教士、旅行者、外交官、军事家、自然科学家在中国边疆地区所作的考察，其中法国天主教徒及英国基督徒投入的精力最多。时任金陵大学教授的徐益棠对此作了如下记述： 法国国家图书馆以及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所收藏之稿本及小册，数以百千计，即就安南河内之法国远东学院，已颇可观。盖自鸦片战争以后，西人之旅行我中华者，年有增加，归则录其所见闻者以成书，虽精审者少，然经政府以及学术团体之奖掖与提倡，其中已不乏高明之作，而尤以1906年前后为最发达，盖其时吾国国势凌替，列强正谋蚕食我边疆之会也。[3] 民国以还，中国传统意义上的边疆研究呈衰落之势，而中国自身可划归现代学术范畴的边疆研究开始起步。边疆研究此时受到重视，一方面与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西学”之“东渐”，导致学者在研究手段上的突破有关；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的边疆危机在此时加重，也刺激并促成了此项研究的发展。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边疆一旦告急或为当局看重，边疆研究就会由“隐”而“显”，成为热门学科。1931年之后，日本侵占东三省，导致严重民族危机，边疆研究遂构成“爱国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其他学科的研究恰然相反，呈现一种空前的热烈与紧张”[4]。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国府西迁，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随之移至西南。一时间，大量学人荟萃西南一隅。以前甚少受人瞩目的西南地区因抗战的缘故，成了“民族复兴”的基地和“抗战建国”的后方，地位陡然提升，被政府及民间寄予厚望，受到学者异乎寻常的关注。于是，众多学人投入精力研究边疆问题；边疆研究机构及学术刊物如雨后春笋，在西南地区大量涌现；政府机关及社会团体也组织了不少边疆考察和研究活动。1943年，边疆服务部(以下简称“边部”)主任张伯怀在一篇文章中记述说： 抗战以来我政府对边地民众关怀日切，八中全会及各院部会均在积极推行种种善政，向边地民众宣达中央德意。各地学术专家亦在响应政府倡导，从事边疆问题之研究。本部于二十八年成立时，国内之边疆团体尚属绝无仅有，最近已遍地皆是矣。[5] 当是之时，各色各样的科学考察团纷纷成立，蔚为大观。这些科学考察团包括：安得思(R.C.Andrews)中亚调查团，斯坦因(Sir M.A.Stein)新疆考察团，中瑞合办之斯文赫定(Sven Anders Hedin)西北科学考察团，史禄国教授(S.M.Shirokogoroff)领导之凉山民族考察团、中山大学川边考察团、滇边考察团，中国科学社四川标本采集团，中央研究院贵州科学考察团，傜山生物考察团，中国西部科学院生物标本采集团等，而国民政府特组之西陲学术考察团，亦宣告成立。马大正认为，边疆研究特别是西南边疆研究在日本侵华事件发生后开始真正得到复兴，到了1940年代初，则“达到其发展阶段的顶点”[6]。如果仅就考察团数量而言，这一结论并不虚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