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2-0080-11 以军事统帅权独立为特征的日本军事政治体制，常常引发因军部势力侵犯外交权而形成的日本“双重外交”。这一特殊的政治景观，在日本发动侵华的九一八事变过程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当事变将起之际，日本驻沈阳领事对关东军武力袭击进行劝阻时，关东军参谋即以外交人员“干犯统帅权”相诘[1](p555)。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使币原“协调外交”面临着全面的挑战。战后，随着有关档案文献资料的开放，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研究，包括日本“双重外交”的研究得以深入。但是，有关日本军部与内阁关系的解说至今仍然莫衷一是。 一般认为，日本的著作多强调军部与内阁之间的对立，中国学者的著作则侧重于揭示其二者侵华本质的一致性。但实际情况亦不尽然。以往，在中日关系史研究中，或许主要因为研究的角度和侧重点有别，对于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军部与内阁二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存在着不同的认识。对于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内阁与军部的“双重外交”的分析，就所见到者而言，大致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日本少壮派军人把持军部，坚持以武力侵吞满蒙的方针，而内阁对此局面无力控制。如日本学者关宽治、岛田俊彦认为，九一八事变过程中，“内阁方面和陆军方面的主张是有相当距离的，然而内阁无力压制陆军。就在这悬而未决、空费时日的一段时间里，关东军在当地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既成事实”[2](p268)。中国台湾学者梁敬錞、吴相湘也非常强调事变中日本内阁与军部对立的国内政治意义，认为日本政府无力控制军人，甚至将日本少壮派军人支持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与策划在日本国内发动政变的活动直接联系起来，或几乎等同起来。吴相湘认为：“日本政府控制不住军人。”“东京和关东军少壮派军人有过‘国内政治改造’和‘国外先行动’的争执……后来‘国内政治改造’计划失败了，直捷了当在满洲动作的主张自然就占优胜，接着‘九一八事变’就爆发了。”“若槻首相从十月事件(1931年日本少壮军人企图发动的未遂政变)以后就失去了裁制军人的能力。他想延长内阁的命运，也就乘机协调，缓和局势。”“12月1日，若槻内阁无力驾驭军人，请求总辞职。”[3](p89,92)梁敬錞甚至说：“吾人读史，如谓九一八事变(性质)是日本国际之侵略，毋宁视为日本国内之革命。如谓‘九一八’之事系日本对华之侵略，毋宁视为日本对英美之备战。”[4](p36) 第二种观点强调日本内阁与军部在侵华根本方针上的一致。中国大陆一些学者认为：九一八事变是由关东军的一些高级幕僚策划的，但日本军部和内阁在事变发生后给予了支持。日本政府并不反对军方发动战争。阴谋固然由军方策划，但政策还是出自内阁。九一八事变的发动“是日本天皇制国家意志的体现”。[5]或谓：“九一八事变发生以来，政党内阁、军部与关东军之间在侵略中国的作法上屡生龃龉，完全是表面现象，而侵占东三省则是日本统治阶级的统一意志。”[6](p338) 第三种观点分析日本内阁与军部一样，都把引发九一八事变的责任归于中国一方，其二者的分歧在于要不要保持华盛顿会议所建立起来的远东国际秩序。有的美国学者和有的日本学者认为：币原的政界、军界同僚，几乎都对保持国内与国外秩序之间的脆弱联系不感兴趣。他们没有从国际[主义]外交与议会政治的联系看待沈阳事件，而是倾向于在中日关系的框架内对它作出反应。由于关东军严守其共谋的秘密，包括首相若槻礼次郎在内的文官，都倾向于把满洲危机看作中国侵犯日本权利的必然结果，币原终于无力说服别人，把保持日本与国际联盟和华盛顿会议列强之间的友好关系放在首要地位。12月若槻内阁辞职，结束了日本外交的这一势态。[7](p571～572) 如果把日本内阁与军部对事变的处置看成铁板一块，固属偏颇；而夸大其二者的对立，忽略了日本内阁的外交方针与军部武力吞并满蒙的政策只是在策略上的差异，而在攫取满蒙权益，侵占东北的战略目标上又是一致的，那就与事实大为乖离。这从九一八事变发展的过程中，内阁与军部从对立转而趋于一致，其内部虽有争论而对外却又一致的情况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1931年九一八事变(沈阳事变)发生时，日本币原外交方针与军部支持关东军图谋实施武力占领满蒙的方针确曾存在对立。但随着关东军在满洲的频频得手，日本内阁/外务省与军部/关东军有关扩大占领中国东北的方针逐步同调。而对外，日本外交则始终竭力为关东军的侵略行径作掩饰和辩护。如同歌唱表演一样，在九一八事变过程中，日本内阁和军部联合演出了一曲侵华的军事外交二重唱。本文试就此作一剖析。 一 对唱：关东军武力进占满蒙，外务省劝阻无效 1931年，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扩张活动加剧，中日矛盾日显紧张。九一八事变前夕，中日双方外交部门正为中村事件进行谈判交涉，关东军发动进攻沈阳的事变却突然发生了。 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与军部一些激进的满蒙扩张主义分子，早就进行武力侵占满蒙的策划。1931年6月，参谋本部制定《满蒙问题的解决方案大纲》，确定了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要领，借口“如排日行动仍有发展之势，则应预作最后必须采取军事行动之准备”[8](p185)。关东军为在中国东北发动武力进攻，积极进行各种准备。8月，中村震太郎事件披露后，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更加狂躁，东北局势更形紧张。外务省密切关注形势的发展。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奉政府训令，调查危险的形势[9](p38)。9月15日林久治郎电告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关东军正在集结军队，领取弹药器材，有在近期采取军事行动之势。”币原乃诘问陆相南次郎：“此种办法(作法)将从根本上推翻以国际协调为基本原则之若槻(礼次郎)内阁外交政策，绝不能容忍。”[10](p553～554)外务省亚细亚局局长谷正之也对陆军省军务局局长提出过质问：“关东军少壮士官之间正在计划在满洲如何干掉中国军，此一消息是否真实？”[10](p975)因日本国内对于关东军欲在中国东北发动事变早有所闻，元老派西园寺公爵也劝南次郎处事要谨慎。日本天皇亦谕令南次郎整顿关东军军纪。南次郎决定派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建川美次郎到东北，传宣其中央意旨。但建川与参谋本部许多人是赞成关东军武力发动阴谋的。建川赴东北事决定后，参谋本部情报课俄国班班长桥本欣五郎密电关东军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之主要策动者板垣征四郎，告知阴谋已泄，盼在建川到沈阳前发动[2](p193～196)。9月18日建川到达沈阳，尚未到达关东军司令部时，事变就在当夜发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