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0-7326(2008)01-0097-09 民国学界的乱象之一，是各大学易长往往牵扯各种政治势力明争暗斗的矛盾纠葛，因而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时引起轩然大波。在此过程中，为了争夺或是维护权利，各派反复较量厮杀，台面台下的斗争进一步加剧。能量的充分释放与展现，导致包括人事在内的权力格局的重新洗牌，或此消彼长，或重归平衡。如此，大学校长的更换，影响早已超越学校内史的范围，成为政局波澜起伏的指向。1948年围绕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的去留而展开的政治角力，背后不仅牵涉国民党内各种派系的争权夺利，而且卷入国共斗争的漩涡，惊动最高当局。这一事件放在学校内史的框架之下，自然无足轻重，只能轻描淡写，①一旦纳入抗日战争以后国内政局波谲云诡的整体架构之中，便全然改观，可以凸显近代中国大学作为社会脉点的重要位置。此事原来的公开报道只见表面，近年来，随着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藏朱家骅档案的利用渐趋便利，可以与其他资料相互印证，深入内幕，究明真相。 一、学潮与倒王 1949年7月21日，“在各路解放大军直趋华南，‘石牌’儿女正以紧张学习来迎接解放的时候”，《华商报》刊登了题为“陈可忠滚蛋·张云上场：看朱家骅控制中山大学阴谋”的广州通讯，其重心不在指摘新旧校长以及易长之事，而是试图揭示中山大学校长人选“为什么变来变去都是朱系门内的‘一丘之貉’的原因”。通讯称： 事实上，从朱家骅在中大做校长时起，这个反动头子便在中大收买甘心做奴才的“教授”、“学生”，同时不断的把它的爪牙插入中大来，树植他的反动势力。在反动统治的全盛时期，号称“无孔不入”的CC势力，在中大亦无法立足。虽然在坪石时候CC曾导演过一次包围张云，强迫下台的丑剧，但当复员后朱重长伪“教部”，委王星拱做校长，王一上台便把CC的毛礼锐(当时毛是师院院长)一脚踢走，同时把CC的爪牙如陈粤人、袁飞翰、何心石等连根拔除。此后，实际上，中大便成了“朱家天下”。虽然王星拱不是朱派人物，但一切大权都落在朱派人物手上。同时，还特地派一个喽罗宋嘉贤以“秘书其名，监视其实”的跟着他，使他动弹不得，迫他不得不辞职。王星拱下台后，朱便一意提拔他的忠实干部陈可忠，但苦于陈可忠在国内外无藉藉名，同时又鉴于接长台大不成的经验，便决定采偷龙转凤的手法，把自己袋里的一等王牌张云打出来，使他担一个校长的假名，叫陈可忠代理。陈到任后，虽然有朱家骅撑腰，但因为自己没有威望，又没有班底，单人匹马来到石牌，一抵埗即给地头蛇打了个杀手锏，险些儿登不上台。幸得几次“疏通”，并请朱家骅亲自出马，才把对方的势炎压下来。陈可忠摔了这一交之后，便深深觉悟到要在中大立足，只有跟同学合作，所以一年来陈在与同学或多或少的“合作”下总算没有被挤出中大。但为什么又要在这个时候下台呢？据陈的表示是因为“健康问题”，但查实陈的下台一方面是因为当局不满他对同学的“软弱”政策，要他滚蛋，另一方面是因为反动当局决定不迁校，他不肯做俘虏，所以便愤然一走了之。这样陈可忠的离职便成了定局，一向被视为朱系“王牌”张云，便脱颖而出了。 此则通讯提示三点：其一，此次张云取代陈可忠，不过是上一次中大易长即王星拱去职的余波回澜。其二，王星拱的上台与落台，与朱家骅牵连不小。其三，中大易长背后，隐藏着朱家骅与CC派在大学系统的争权夺利，彼此倾轧。由于后来时事的变化以及通讯所取的立场，所谈及的三点固然部分反映了事情的真相和时人的观感，但也不免表面甚或误解，有必要进一步深入探究讨论。 关于王星拱的去职，现有的三种中山大学校史中，只有最后撰写的《中山大学史稿》简略提及曰：“1948年6月，王星拱校长因病辞职，国民政府教育部提请行政院任命张云担任校长，当时张云尚在国外，教育部同时提请发表陈可忠代理。同年10月，张云回国辞去校长职务，陈可忠继任校长。”[1](P418)此说不错，只是背后的情形远比上述复杂，所牵涉的不仅仅是国民党内部的纠纷，还有国共冲突的大背景起作用。 王星拱在抗日战争后于1945年12月正式接长中大，此前中大的正式校长为邹鲁，而由金曾澄代理。抗战期间，中山大学辗转迁徙，遭受重创，图书设备和师资均受到很大影响。王星拱留学英国，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后长期担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接长中大后，提倡学术自由，聘请多位知名教授，扫除在教育界势力极大而声名狼藉的CC派势力，对学生的态度也比较开明。1945年5月，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促进宪政实现之各种必要措施案”，其中内容之一，是各级学校不设党部。[2]随后，全国各学校的国民党党部陆续关闭。此举对于国共两党在大学师生当中力量对比的升降变化，很快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②中山大学师生中的中共党组织及其外围组织迅速恢复发展，并且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和罢课抗议活动，声势日渐壮大。中山大学因此被称为“民主堡垒”和广州“小解放区”。[1](第7章)随着国民党统治危机的深化和财政金融的恶化，教师群体也开始出现不稳定的倾向。 有知情者这样描绘当时中山大学学生的异动和当局的无所作为：“中大内部情形日见恶劣，最近文学院学生以标语传单‘驱逐’外文系主任周其勋先生，并对其他系主任之同样举动，亦已布置就绪，而在位者束手无策，旁观者乘机取利，开学以后想益将不宁矣。……来此数月，耳闻目见，益为中大前途悲观，东南教育之未来恐惧，国家耗费亿万，维持此形同地狱之文化衙门，殊有辱此有历史性之学府，而无以对百粤之青年矣。”这位知情者虽然站在政府立场，似非存心与学生为敌，他对朱家骅向合众社记者发表关于最近学潮的谈话表示不胜感慨，认为所说各点“亦具至理”，还是坦率指出：“对青年对学生，以理喻以情导忍让处之较为得计，如加之以其他准绳，恐益生枝节，不可收拾。时局如此，人心惶惶，铤而走险，意中之事。”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