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冷战”:中国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历史含义

作 者:
牛军 

作者简介:
牛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北京 100871

原文出处:
历史研究

内容提要:

从中国与冷战的关系角度看,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反映了中国对外政策逐步摆脱冷战时期形成的战略思维框架,以及中国决策层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形成和丰富起来的外交新理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领导人选择的发展战略是追随苏联的模式,对外政策则选择了“一边倒”与苏联结盟。经历近三十年的动荡与波折后,中国领导人终于提出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并选择了“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和平外交”,这标志着自1950年代末以来,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与外交政策终于又一次实现了根本性的协调,其结果就是“告别冷战”。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8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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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的目的是论证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与中国最终“告别冷战”之间的关系。这里所谓的“告别冷战”就是指中国退出冷战,它至少包括三方面内容,即中国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指导思想逐步摆脱在国际冷战环境中形成的思维模式的桎梏;中国对外政策逐步转变为在冷战中保持中立;中国对外关系逐步发展并最终形成一种超然于东西方两大集团对抗的态势,其突出的表现是经过四十年的反复后,中国终于能够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保持正常关系。

      在中国学术界和政策分析领域的话语中,“冷战思维”这个概念通常是指美国或苏联有关冷战以及相关的安全战略和对外政策的一套概念和逻辑。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虽未使用“冷战”这一概念,但这并不意味冷战的大环境对中国对外政策没有影响,只是中国领导人的相关认识和论述带有“中国特色”。中国领导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基本形成了对国际冷战和中国对外政策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的认知,以及构成并表达这种认知的逻辑和一套概念体系,这对后来的中国外交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们大致包括:对世界政治的主要矛盾的认识——美国与苏联的对抗是世界政治中的主要矛盾,先是美国、后是苏联相继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对冷战时期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世界大战不可避免,一个或两个超级大国构成战争的主要策源地;对中国在东西方对抗中的地位的认识——或者是“非杨即墨”,或者是“两个拳头打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与一方结合,反对另一方,“两个拳头打人”的状况在1980年代以前只持续了四五年;对国家安全战略的认识——美国或苏联总是“亡我之心不死”,中国国防必须立足于大打、早打、打核战争,并在外交上争取建立国际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对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问题的认识——由于断定面临来自外部的颠覆、“和平演变”的威胁,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必须是对外政策的主要内容之一。这里只是简单地概括而已,全面和系统地梳理并分析中国在国际冷战环境中形成的思维模式,还是有待进行的工作。①所有这些重要的观念与中国领导人应对冷战的各种政策之间的关联性,也是需要专门探讨的。

      1990年代初,冷战随着东欧国家发生巨变和苏联解体而突然结束。在这个堪称天翻地覆般的世界大变局中,中国克服了内政外交方面遇到的巨大困难,比较稳定地度过了那个时期,并从1993年再次迈开了迅速发展的步伐。中国外交能够比较稳定地过渡到后冷战时代,主要取决于中国决策层制定的内外政策,正是那些内外政策使中国能够处于一种相对超然的国际地位。甚至可以做这样的推论,即使冷战不像后来那样突然结束,中国也不再可能、更重要的是不会再有任何意愿,继续在美苏角逐中扮演活跃的角色。不论是从中国外交指导思想的本质,还是从中国对外关系的状态等哪个角度看,都是如此。这个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它经历了将近十年才得以基本完成。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而且极具象征意义的事件是,在冷战即将结束的前夜,中国与苏联在1989年5月18日签署《中苏联合公报》,实现了与苏联关系的正常化。以中苏关系正常化为标志,中国超然于冷战的外交态势基本形成。

      之所以说中苏关系正常化特别有象征意义,首先是因为中国卷入冷战与中苏关系直接相关。1950年2月14日,中国与苏联签署同盟条约。这一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并不仅仅是导致冷战向东亚大规模蔓延的重要因素之一,从中国与冷战的关系角度看,中苏结盟同其他一系列事件结合在一起,使中国越来越深地被卷入冷战,并导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不久,便站到了东亚冷战的最前沿,作为苏联的盟友并长期与美国对抗。历史就是如此地富有戏剧性:中国是通过同苏联结盟而卷入冷战,在四十年后又通过同苏联实现关系正常化而彻底退出冷战。当冷战终于结束的时候,中国已经自外于这场两个超级大国的竞争,并为自己找到了能够在惊涛骇浪中站稳脚跟的基石。仅此一点,就足以引起对过去一些重要结论的再思考。

      其次,1980年代中国对苏联政策的转变,几乎是与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同步进行的。中国对苏联政策的每一次重要调整,并非像很多论著所描述的那样,仅仅是基于早已确定的方针而对苏联对华政策变化做出随机和简单的回应。中国领导人在每个阶段做出选择的背后,都蕴含着他们对中国对外政策所涉及的一些关键性问题的反思。换句话说,中国对苏联政策变化主要是中国决策层一些重大认识变化的结果。至少从1982年夏季以后,是中国主导了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当然,肯定这一点,并不意味着肯定中国的政策在每个阶段和每个方面都是合理的。这方面的分析需要更多的档案开放,并对中苏双方的政策进行比对。

      中苏关系正常化之于中国对外关系特别重要,毋庸赘述。不过对此虽多有论证,尚无在中国外交与冷战之关系视角下的分析。国内有关1980年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专门论著数量不多,主要成果几乎都反映在教科书中,其中涉及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内容多为描述中国政策的发展过程,并将其作为成功的行动加以赞扬。这些成果都将中苏关系正常化置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外交全面调整的大背景之下,不过它们也都凸显这样的看法,即中国最初决定改善中苏关系差不多是“不失时机地”对苏联的行动做出回应,至少主要是这样。特别是它们均未分析如下一些问题:中国对苏联政策调整之所以时间较长的原因;中苏关系破裂的经验以及1970年代强调苏联威胁遗留的影响;在冷战背景下中苏关系与中美关系之间难以避免的互动;以及中国领导人对全球和地区安全形势的认知变化,等等。②这些问题正是本文试图论述的,需要说明的是,它们并非中苏关系正常化所涉及的全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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