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十七大前夕，国史学术年会在革命圣地延安召开，具有特殊的意义。62年前，就是在这里召开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是一次在我们党和国家的发展历史中具有极大历史意义的会议，正是这次会议确立了党的正确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制定了党的正确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为即将到来的中国两个命运的大决战做好了思想准备。会后不久，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再往后，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只用了三年多一点的时间，就打倒了蒋介石政权，建立了新中国。我们今天在这里召开国史年会，首先要缅怀革命先辈的功绩，要学习他们的理想和信念，弘扬他们的精神和作风，把他们开创的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这是一代又一代党的组织、党的干部和全体共产党员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如同研究党史一样，必须秉持求实、谦恭、科学的态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第一代领导人是中国共产党的缔造者，也是新中国的缔造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勋。我们研究国史要以他们的辉煌功业作为研究的起点和研究的对象，作为后辈，要懂得饮水思源，以敬仰的态度研究前人的思想、经历和得失。我昨天下午到延安后，参观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领导人的故居。毛主席在陕北领导我们党进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长达13年，《毛泽东选集》中有一百多篇文章和讲话是在这里发表的。可以说，毛主席和老一辈领导人在这里的实践活动和理论创新，取得了无比辉煌的成就。在探寻他们足迹的过程中，我们似应当经常思索他们对我们的教诲和期望。要学习他们的思想，景仰他们的风范，颂扬他们的业绩，总结、汲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只有这样，国史研究才能走上正道，才能无愧于先人。 现在，老一辈革命家和追随他们的一代前辈早已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任务，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物质遗产和精神遗产，他们未竟的事业应该由我们和我们的后辈继续进行下去。尽管他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道路上也曾发生过一些失误，导致一些曲折，对其中的教训，我们在研究国史时也要实事求是地总结，但我们绝不能背离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苛求前人、随意褒贬，更不允许向前人头上泼脏水。他们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避免某些失误，后人不能求全责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劳动人民第一次当家做主人，建立起前所未有的民主制度。在经济上迅速地摆脱了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局面，经过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一个崭新的中国站稳了脚跟。1958年发生了“大跃进”的失误，接着出现三年困难时期，然后又发生“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未能一帆风顺，但不能说我们国家的建设在前30年是没有成绩的，甚至说是到了衰败的境地。事实是，经济建设尽管受到干扰，仍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济实力比建国初期发生了质的飞跃。正是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党的第二代、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以及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第一代领导集体所开创的事业，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的发展阶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国史研究是与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学术研究，到底能不能离开正确思想的指导，对这个问题，本来是不容置疑的。但是，现在常常见到一些奇谈怪论，这次会议对国史研究领域中的一些观点一一进行述评，以便于在学术上分清是非，很有必要。清朝初期，人们经常回味和探讨明朝为什么灭亡的问题。很多人认为明朝“亡于寇盗”，即李自成和张献忠的起义造成了明朝的灭亡；还有人说是“亡于宦官”，认为宦官擅权导致了明朝的灭亡。康熙皇帝说是“亡于朋党”，认为是官员分成不同派别、互相斗争导致了明朝的灭亡。那时有一个学者叫陆陇其，与上述看法都不同。他说：“明之天下，不亡于寇盗，不亡于朋党，而亡于学术。学术之坏，所以酿成寇盗朋党之祸也。”[1]这个观点振聋发聩，学术研究不是无关轻重的问题，它可以亡一个国家、亡一个党。我们从事国史研究，是关系国家兴衰的大事。我们一定要把它提高到兴党兴国兴民这样的高度上来认识，担负起自己应尽的历史责任。 国史研究不仅要有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要有正确的方法。这里，我再举几条古人所说的话为例。清朝初年，几代皇帝都重视修明史。当时负责修史的学者认为，元朝人修宋史和明朝人修元史都修得不好，因为修史者出发点有偏颇。为此，康熙皇帝专门为修明史而写了一篇文章给大臣们看。他说： “作史之道，务在秉公持平，不应胶执私见，为一偏之论。”[2]我认为，“秉公持平”这四个字非常重要。我们讲要肯定老一辈领导人的功绩，并不是说要隐瞒他们的错误，而是要“秉公持平”，也就是说要尊重历史、客观地评价历史人物。过去写史书不“秉公持平”的典型人物是《二十四史》中《魏书》的作者北齐人魏收，他公开宣扬以个人爱憎臧否历史人物。他跟别人说，什么人敢跟我作对，我写历史的时候就没有他的好处。他扬言：“举之则使升天，按之则使入地”。[3]所以，《魏书》写成后，有一百多人上书投诉他，被人称为“秽史”。元朝在修宋史的同时，还修辽史和金史。右丞相脱脱为都总裁官，他问道：“修史以何为本”？大学士揭傒斯说：“用人为本。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他主张“一律以是非之公”，“以求归于至当而后止。”[4]这讲的就是修史一定要讲史德，要公正，不能偏颇。清康熙四十三年，康熙皇帝同大学士们一起谈论修史，认为修明史关系极大，“必使后人心服乃佳”；并说《宋史》、《元史》“是非失实者多，是以至今人心不服”；批评当时史官“轻浮浅陋，妄自笔削，自以为是”；认为修史应当“不畏当时而畏后人，不重文章而重良心”。[5]我们是新中国的儿女，对待国史研究和评说，自然应该“秉公持平”，应该“重良心”。如何对待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老一辈领导人，如何对待他们领导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所奠定的基业，用什么心态来研究他们、描写他们，确实有个秉公问题、良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