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7)06－0085－08 胡适思想批判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一场批判运动，近年来有些学者否定这场批判的历史意义，把它说成是“浪费了许多纸张和笔墨、时间和精力”、“终成为‘竹篮子打水，一场空’，乱哄哄一场闹剧”[1]。为什么建国初期需要发动对胡适思想的大规模批判，这场批判运动总体上应该怎样评价，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产生哪些影响，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给予深刻反思和总结，这不仅有利于客观公正地评价胡适及其思想，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仍然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缘起与建国初期的主流意识 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思想或人物的评价问题，而是关系到确立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这一重大原则问题。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在整体上与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的社会转型和主流思潮格格不入。1954年12月8日，郭沫若在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所作的发言里，阐述了批判胡适思想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是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严重的思想斗争，是思想改造的自我教育的继续开展，是适应当前国家过渡时期总任务的文化动员”[2]。 (一)胡适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不符合建国初期先进文化建设的发展方向 胡适思想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体系。在学术领域，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倡白话文、主张文学革命，同时他把实验主义引入文学、史学、教育学、哲学史等学术研究领域，在整个知识界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在政治上，胡适主张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和自由主义，反对暴力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在新中国成立前，胡适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争夺思想阵地的最有影响的一种社会思潮。新中国成立后，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3]具体包括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提倡用科学的历史观点，研究和解释历史、经济、政治、文化及国际事务；提倡文学艺术为人民服务，启发人民的政治觉悟，鼓励人民的劳动热情，等等。新中国的文化政策体现了先进文化建设的根本性质和方向。而胡适思想中的唯心主义哲学、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想与新中国的文化发展方向显然是不一致的，理所当然成为批判和清理的主要对象。特别是1953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公布以后，为经济领域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条件，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加强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清算、尽快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任务显得更为紧迫。为了实现党的总路线，“必须在知识分子中和广大人民中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并在这个思想战线上取得胜利。没有这个思想战线上的胜利，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就将受到严重阻碍”[4]。 (二)批判胡适思想是建国初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继续和深入 在1951年夏秋间至1952年冬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许多解放前受胡适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学术思想做了初步剖析、反省和批判，表示在学术研究中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如：冯友兰发表了《新理学底自我检讨》、《从〈新理学底自我检讨〉说到新旧哲学的区别》等文章，对自己的新理学哲学体系作了深刻反省。贺麟在建国初参加西北实地参观和土改，发表了《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启发了我对辩证唯物论的新理解和对唯心论的批判》，开始对其新心学的反省。尽管如此，彻底放弃资产阶级学术方法、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不是在短期内所能实现的。正如郭沫若所指出：“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学术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是根深蒂固的，在不少的一部分高等知识分子当中还有着很大的潜势力。我们在政治上已经宣布胡适为战犯，但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2](p4)在知识分子群体中间“几乎不少是曾经钦佩过胡适的学问的，不少是和胡适的资产阶级思想有些相同或相似之处的”[5]。这种现象在知识分子群集的高等学校比较普遍，胡适的学术思想“仍活跃在新中国的大学教学和学术研究中”[6]。在毛泽东看来，尽管建国初期批判了电影《武训传》，“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7]，以致出现“大人物”压制李希凡和蓝翎两位“小人物”合写的批评俞平伯的红学研究的文章。毛泽东对类似古典文学研究等思想文化领域仍然受到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状况表示担忧和不满，希望能够以批判俞平伯为突破口，开展对胡适资产阶级思想的全面清算。所以，他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指出：“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7](p.574)可见，毛泽东提出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要使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后再进一步彻底清除胡适思想的影响。 (三)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与建国前后浓厚的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密切相关 近代中国饱受帝国主义侵略之痛，中华民族在百年抗争中形成强烈的反帝意识。新中国成立后，西方列强极为敌视新中国并实行经济封锁，1950年6月，美国又悍然发动朝鲜战争，同时侵占台湾，阻挠中国解放台湾，进一步激化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情绪。然而，在一些知识分子中间，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尤其是对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罪恶历史和反动本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其中有些人口头上说拥护，骨子里是看。正是这些人，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8]。毛泽东在中国革命胜利前夕，发表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一系列重要文章，深刻揭露了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行径，总结了中国民主革命的经验教训，忠告那些“存有糊涂思想”的人，即艾奇逊所提到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要吸取历史教训，认清帝国主义的反动本质。胡适的亲美倾向相对比较突出，他推崇美国的文化、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主张用美国模式来改造中国。同时，胡适否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这一基本事实，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辩护。他的这些亲美崇美的观点和主张显然与50年代中国革命胜利和反帝的爱国主义情绪不相符合。而且，新中国成立后，胡适流亡美国，更是引起了人们对其的厌恶情绪，把他视作“美帝国主义在中国最忠实的鹰犬”、“美国帝国主义所一手造成的买办洋奴”。因此，把具有亲美倾向的胡适思想作为批判对象，有利于广大人民运用唯物史观进一步认清帝国主义的凶恶面目，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和中国革命道路的正确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