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07)06-0094-06 1925年是中国公民教育思想发展历程的转折之年，促成这一转变发生的就是英日帝国主义无端屠杀中国人民的五卅事件。五卅事件使中国知识界认识到列强的强权本质，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知识界所希望的公理世界、大同世界等远未到来。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步伐，是中国公民教育思想转型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继五卅事件后，日本接连制造“济南惨案”、“九·一八事变”、“华北事变”，继而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再次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这一切都不能不使国人重新思考中国公民教育的宗旨。新文化运动时期所提倡的和平主义、世界主义、个人主义开始退潮，代之而起的是尚武精神、民族主义、国家主义。 一、尚武精神的重新提倡 甲午战后，近代思想界有感于中国积弱不振，极力倡导尚武精神。直到新文化运动兴起，这一宗旨得到各方认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战败，被认为是公理战胜强权的例证。在此情况下，中国思想界和平主义思潮兴起，尚武教育被认为不合时宜。1919年，教育调查会的建议案说：“现在欧战之后，军国民教育不合民主本意，已为世界所公认。我国教育宗旨，亦应顺应潮流有所变更。”[1](P333)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说：“我们相信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2](P92)鲁迅先生也认为德国战败是军国主义的失败，人类将从此逐步迈向人道世界。他说：“人类尚未长成，人道自然也尚未长成，但总在那里发芽滋长。我们如果问问良心，觉得一样滋长，便什么都不必忧愁；将来总要走同一的路。看罢，他们是战胜军国主义的，他们的评论家还是自己责备自己，有许多不满。不满是向上的车轮，能够载着不自满的人类，向人道前进。”[3](P359)1925年的五卅事件打破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美梦，五卅事件使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这个世界仍是一个强权世界。鲁迅说：“公道和武力合为一体的文明，世界上本未出现，那萌芽或者只在几个先驱者和几群被压迫民族的脑中。但是，当自己有了力量的时候，却往往离而为二了。”[4](P88)五卅运动后重新兴起的尚武精神有以下几个显著特点： 1.对武德、武力的重视，对软弱无力的痛恨。著名学者雷海宗认为缺乏武德是中国积弱不振的重要原因。他认为中国自秦以后就是无兵的文化。所谓无兵的文化，并不是说没有兵，而是人们不肯当兵，当兵不被当做荣耀的事。雷海宗说：“秦以上为自主、自动的历史，人民能当兵、肯当兵，对国家负责任。秦以下的人民不能当兵，不肯当兵，对国家不负责任。”[5](P101)这样就造成了民族文化中重文轻武的习尚，造成了文弱为尚的国民人格。因此，中国人的人格应由士大夫人格向大大士人格转化，也就是由重文向尚武的转化。罗家伦更提出：“弱是罪恶，强而不暴是美。”所谓强就是要有野蛮的体魄、聪明的头脑、不屈的精神。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对尚武教育也非常重视。南京国民政府刚刚成立时，一度以党义教育代替公民教育。济南惨案发生后，尚武教育重新被确立为教育宗旨。中华民国大学院发布公告：“以外侮日亟，非尚武不足以救国，经饬令全国专门以上学校加授军事教育，中等以下学校特别注重体育。”[6](P1239)九·一八事变后，教育部颁布命令：“全国高中以上各学校，一律组织青年义勇军，初中以下各学校，一律组织童子义勇军”[7](P1267)，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1938年，教育部制定的战时教育方案中明确提出：“建国之要素有三。一曰武力，二曰经济，三曰文化。有充备之武力而后自立自强之基础立，国家之生存得以保障。”[8](P17)为达到充备武力之目的，必须实行文武合一之教育，使人们改变观念，“认军事知能为人生应具之知能，而无歧视，造成全国军国民之精神”[8](P21)。 2.深沉勇敢之精神。崇尚勇敢是尚武精神的另一重要内容。实际上，甲午战后思想界就提出培养国人勇之精神。此时所谓的勇，主要含义有两方面：知耻、无畏。所谓知耻就是认识到中华民族所处的地位，耻而振之。中国自古就有“知耻近乎勇”的格言。所谓无畏就是无畏生死、无畏艰险。应该说，五卅事件后，国人对勇的论述既继承了早期知耻、无畏的精神，又有新的发展。相较于勇之外在形迹，人们此时更注重勇之内在精神。文学家鲁迅对勇作了当时最深刻、最好的论述。那么鲁迅对勇敢是如何理解的呢？(1)勇气与理性的结合。鲁迅说：“当鼓舞他们感情的时候，还须竭力启发明白的理性；而且还得偏重于勇气和理性，从此继续地训练多年。这声音，自然断不及大叫宣战杀贼的大而闳，但我以为却是更紧要而更艰难伟大的工作。……总之，我以为国民倘没有智，没有勇，而单靠一种所谓的‘气’，实在是非常危险的。”[3](P225-226)(2)敢于正视现实，而不沉湎于精神胜利。鲁迅在《论睁了眼看》一文中写道：“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3](P240)真正勇敢的民族，应该是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3)韧性的战斗。鲁迅认为中国人有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特性。这“五分热”的病态，不是仅为哪一个阶层所独有，而是中国的地方病，是全国民的耻辱。之所以有这样一哄而起、一哄而散的“五分热”病，就在于没有韧性。鲁迅说：“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4](P142-143) 3.对生命活力的崇尚。宋明理学主张静以修身。在宋明理学的强大影响下，主静戒动成为国人的信条。虽然明末清初的颜李学派对其发出挑战，但影响也是昙花一现。自中日甲午战后，这种主静的观念就受到思想界的一再质疑。新文化运动时期，鲁迅就热烈呼吁：“愿中国的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3](P325)1925年，鲁迅再次抨击了这种尚静不尚动的生活态度。“古训所教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法，教人不要动。不动，失错当然就较少了，但不活的岩石泥沙，失错不是更少么？我以为人类为向上，即发展起见，应该活动，活动下去而有若干失错，也不要紧。惟独半死半生的苟活，是全盘失错的。因为他挂了生活的招牌，其实却引人到死路上去。”[4](P52)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要求焕发民族活力的愿望就更强烈。最能集中体现这一愿望的，就是这一时期人们倡导呼吁的“力的生活”。罗家伦说：“宇宙没有力如何存在？人生没有力如何生存？萎靡柔懦是人生的大敌。力是生机的表现，是自强不息的活动，是一种向上的欲望，你愿意人叫你软骨动物吗？做人不但要有物质的力，而且要有精神的力。有力方才站得住，行得开。”[9](P7)把这种力的生活阐述得最完整、提高到一种哲学审美高度的是战国策派的林同济。林同济从四个层面阐释“力”。第一，力是生命的表征，也就是说无力也就无生命。“力者非他，乃一切生命的表征，一切生物的本体。力即是生，生即是力。天地间没有‘无力’之生：无力便是死。诅力咒力的思想，危险就在这里。……诅咒愈烈愈久，其反响到生理的健康，也愈大愈深。到了最后阶段，不是不能再生，便是虽生若死。此所以人类历史上诅力的文化，命运若出一辙：不被人家格杀，自家也要僵化若尸。”[10](P114)第二，力就是动。“中国‘动’字从力，是大有意义的。一切的‘生’都要‘动’，一切的‘动’都由于‘力’。……动是力的运用，就好像力是生的本体一样。生、力、动三字可说是三位一体的宇宙神秘连环。”[10](P115)第三，力就是战斗。林同济说：“我们回想先民筚路蓝缕、启发山林的当年，每一个‘动’都是一个‘战’，一个‘斗’——与天时斗、与地利斗、与猛兽斗、与四邻的民族斗。在这种不断的战斗生活当中，我们可以想像得出，最重大可歌可泣的事情就是胜利、成功；最必须最可贵的本领就是勇敢。而我们的功字、胜字、勇字都是从力，我们便大可以看出先民对‘力’的态度如何了。反而观之，劣字从少从力。‘少力为劣’——是一个直截了当不枝不节的‘训词’，十足地流露出我们先民在当年‘如日初升’时代所抱有的一种天然的焕发襟怀。”[10](P115-116)第四，力是客观存在，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林同济说：“德是价值论上的一个‘应当有’。力是宇宙间万有所‘必定有’、‘必须有’！只要大家不太顽固，大家便不难恍然会悟：‘美之为美，不在其为大家公认的经典式。即使惹人怒、刺人眼，美还是美。’”[10](P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