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约”态度:北京政府、南方政府及中共之间的互动

——以南方政府(1917-1927)为中心的考察

作 者:

作者简介:
邓亦武,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叶海波,武汉理工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武汉 430063)

原文出处:
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

内容提要:

民国时期,南北政府对峙,各派政治力量在诸多领域频繁互动。受中共废约主张与北京政府废约外交的影响,南方政府及时转变了对列强及不平等条约的态度,积极充当民众反帝运动的领导者,使自身在废约运动中取得了较大成功。同时,也对其他政治力量尤其是北京政府的废约态度产生了深远影响;由于各派政治力量相互牵制、相互促进,从根本上推动着当时中国反帝废约运动的发展。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8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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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9-3699(2007)06-0619-05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为保卫革命成果,相继发动了“二次革命”、护法运动,并在广州先后于1917年成立护法政府,1923年建立大元帅府。随后,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广东革命政府,后迁武汉,称武汉革命政府。从护法政府到武汉政府,尽管名称不同,但一脉相承,统称为“南方政府”,与北京政府相对抗,形成南北两个政府。以两大政府为主导的各派政治力量在中国历史舞台上进行着激烈的对抗与合作,并在极大程度上左右着中国的政治格局。然而,如何面对帝国主义列强及其藉以侵略中国的工具——不平等条约,却是他们遇到的共同问题。在对峙格局下,两大政府对这一问题的处理显然不可能是孤立的,而是紧密互动、相互影响着的,其间还掺杂着其他在野党派的作用。深入细致地考察这一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客观、准确地理解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还历史以真实面目。综观当前学界对废约史的研究成果,对这一时期研究的侧重点在于北京政府的废约运动,而对国民党废约运动的研究则侧重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1927-1949年)。事实上,无论从废约态度的果断性,还是从废约成果的显著性来看,南方政府(1917-1927年)的废约作为都不可忽视。因此,本文拟以国民党领导的南方政府为主线,对这一时期它废约态度的形成、发展及与北京政府、共产党在此问题上的互动作出基本的考察和评价。

      一、中共、北京政府对南方

      政府废约态度的影响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初期,在诸多领域革旧布新,但在外交上,却不敢触动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利益和特权,反而在外交政策中加以承认。过去在评论这一时期的外交时,大多认为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没有勇气采取革命手段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和民族尊严,而是幻想以对外妥协让步换取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华民族的承认,表现出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种说法固然不错,但过于简单,容易造成人们的误解。事实上,正是帝国主义列强蚕食鲸吞中国的局面,刺激着孙中山在19世纪末毅然走上革命道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代表人物,孙中山对不平等条约有着远超常人的深刻认识。事实上,总结他早期革命活动的轨迹,可以发现其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列强利用不平等条约对中国进行的侵略及其危害。在发动反清革命的过程中,奔走于海内外的孙中山在不同场合发表了一系列反对不平等条约和抨击列强在华特权的言论。即使在被认为“妥协退让”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他也在各种场合有过反对不平等条约的言行,其中很多甚至是极为激烈的。因此,可以说孙中山早期的反帝斗争,交织着内心的反抗与实践的妥协这一矛盾,直到1924年国共合作后才开始逐步解决,此时的南方政府终于走上了废约道路。在分裂政治的大格局下,面对如何处理与帝国主义列强及其藉以侵略中国的工具——不平等条约的关系的问题上,国民党的态度必然受到来自其他政治力量的影响和制约。其中,尤以最坚决反帝的共产党和代表中国的北京政府为甚。

      (一)共产党方面

      十月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开始以俄为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中国革命增添了一股最为新鲜的血液。孙中山遂决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同推动国民革命。中国共产党从诞生起,就把打倒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作为自己的重大历史使命,并且很快意识到废除不平等条约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最基本的内涵,这在当时党的相关文献中体现得甚为明显。早在1922年6月15日中共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尽管还认为“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1]35,但该文中明确要求“改正协定关税制,取消列强在华各种治外特权,清偿铁路借款,完全收回管理权”[1]45,却是中共首次以政党名义公开作出的反帝表示和提出的废约主张。“此乃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一口号之嚆失”[2]。一年以后,中共三大制订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即将中共二大提出的党的奋斗目标的表述由一为“打倒军阀”,二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修订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并提出目前第一项的任务即为“取消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所订一切不平等的条约”[3],实为党的最低奋斗目标。自此以后,中共一直把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落实反帝要求的具体目标,并在斗争实践中加以引导。中共坚决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对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领导的南方政府废约态度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早期的国民党内鱼龙混杂,没有明确一致的反帝意识。“在一大以前,国民党人甚至是最杰出的国民党人在思想上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片混乱。他们一会儿说,先要消灭军阀,然后再考虑废除不平等条约,但是他们很少谈论后者。他们一会儿又说,应该彻底改造中国社会,彻底改变它的教育,等等。他们没有明确的概念,即在中国不消灭帝国主义,就不能消灭军阀统治,不先消灭帝国主义,国家就不能统一,任何政府,包括真正的国民革命政府就不能建立。”[4]有忌于此,孙中山虽早早地产生了废约思想,却始终不敢公开提出,“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是在国民党“一大”宣言(1924年1月)中才公开、明确地提出来的[5],而在一年前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中,虽然态度已有所转变,但采用的仍是“力图改正条约”这样的类似于修约的模糊字眼[6]。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出台,从制定到最后通过,都渗透着共产党人的思想和努力。包惠僧回忆说:“中国国民党的宣言和纲领,都经过了孙中山、鲍罗廷及中共中央负责同志会商作最后的决定。虽然,孙中山和他的亲信干部,如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等有他们的意见,而主要的内容如反帝、反封建军阀、联俄联共、工农政策,等等,都是共产党方面提出,孙中山同意决定的。”[7]在面对国民党右派反对废除条款的压力之时,也正是由于鲍罗廷和中共方面的竭力说服,才使孙中山“决定通过宣言,同时也公布政府纲领”[8]。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随即发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宣言,要求取消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在以后的实际斗争中,中共坚决贯彻废约方针,不断加大废约力度,积极提供废约策略,使南方政府在许多具体问题上更加坚决,取得的成绩也更加突出。国民党“一大”以后,国共在反帝废约的主张上渐趋一致,中国政治舞台上两股最富生机的政治力量终于走上共同反帝的道路。同时,随着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新政策的确定,对民众的政治动员空前加强,在国共两党的共同领导下,形成了一支以广大民众为坚强后盾的强大的反帝废约力量,成为这一时期废约外交成绩显著的根本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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