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2x(2007)04-0065-82 一、引言 在始于1934年的新生活运动中，政治权力的关心到达了人们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这次运动将精神当作社会动员的根本力量，把日用常行细节的变化看成风俗移易、国家复兴的开端。参与运动和接受动员的不仅有政府官员和平民，还有基督徒这一特殊的群体。本文所关注的，正是基督教与新生活运动的距离、合作以及二者应对形势变化的方式和转变。随着1937年抗战的爆发，新生活运动转入了性质不同的新阶段。由于该阶段涉及的问题和材料很多，本文暂且将讨论的时期限于1934-1937年之间，希望能借有限的篇幅做些深入的思考。 关于本文讨论的主题，以中英文形式发表的研究都有不少，其中一些由于条件所限，暂时未能见到①。已见关于新生活运动的专著有关志钢的《新生活运动研究》②，书中对新生活运动缘起、发端、鼎盛、转轨、衰败的全过程都做了介绍，着重探讨了新生活运动的思想基础和官方对新生活运动的阐释与组织结构，在批评新生活运动的同时，肯定了运动在卫生等方面的成绩以及在抗战中的积极作用，并将新生活运动与后来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联系了起来。温波的《重建合法性：南昌市新生活运动研究(1934-1935)》③对南昌的新生活运动做了专题研究，使用了当时江西的报刊与新生活运动参与者的记录，探讨了民间对新生活运动的态度，使新生活运动得到了更具体细致的呈现，该书从哈贝马斯等学者关于合法性的讨论出发，认为由于缺乏民众的有效认同，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无法通过新生活运动建立。王晓华的《“模范”南昌》则以图像的方式呈现了南昌市新生活运动的情形④。C.W.H.Young的《江西新生活》⑤出版于1935年，由宋美龄作序，主要从在原苏区清除共产党影响的方面来看待新生活运动，并有一些采访和记录，可以看作当时国民党官方的声音之一。译著方面，易劳逸《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流产的革命》⑥中对新生活运动有所涉及，主要讨论了新生活运动与“蓝衣社”、法西斯主义的关联。柯伟林(W.C.Kirby)的《德国与中华民国》⑦也从中德关系和法西斯主义的角度研究了新生活运动。与新生活运动期间基督教团体活动有关的译作有邢军《革命之火的洗礼：美国社会福音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1919-1937)》⑧，书中研究了社会福音在中国的一段历史，其中的第五章和第六章更对战争阴霾下的基督教国际主义、青年会与新生活运动以及社会福音转向革命福音的过程做了探讨。相关研究中常引用的一本英文著作是汤森(James C.Thomson,Jr.)的《当中国面对西方》⑨，该书研究了民国时期美国改革家的活动，涉及传教士牧恩波(George Shepherd)的生平以及基督教青年会面对新生活运动合作号召时的两难。书中对基督教与政治运动互动有详细的讨论，作者对新生活运动的看法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集中研究新生活运动的中文论文的数量不算少，在《重建合法性》一书的前言中，温波对中文论文的情况作过较详细的回顾⑩。从这些论文里，我们可以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如顾晓英的《评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1934-1949年）》(11)认为，新生活运动奴化人民，意在加强统治，有虚伪性、落后性和反动性，但对战时新生活运动做出了有保留的正面评价。而台湾学者邓元忠对运动评价甚高，他认为新生活运动是蒋介石为复兴民族而提出的政策，实际上是一种掩护的抗日训练(12)。两种评价表现出两种叙述和理解的方式，也可以看到意识形态的影响(13)。后来的学者对此做了反思，如关志钢认为，通过具体细致分析，人们就会看到抗战前的新生活运动确有值得肯定之处，而抗战期间的新生活运动则做出了相当的贡献，许多学者认同的“新生活运动失败论”是过于简单了(14)。除此之外，温波和李小萍还注意到了新生活运动研究中地域研究的重要性(15)。关于新生活运动与传教士这个问题，张庆军、孟国祥的《蒋介石与基督教》(16)一文，从蒋介石个人受洗、号召传教士配合新生活运动的行为出发，提出蒋介石倾向于基督教的背后有寻求英美支持的动机，亦涉及传教士对新生活运动的热情参与。另有汪进春的《浅议传教士与新生活运动》(17)，可惜并不能算作严谨规范的学术研究。刘家峰关于黎川实验区的研究文章(18)，尽管并未直接涉及新生活运动，但对看待政教关系这一问题是有帮助的，牧恩波牧师先在黎川实验区领导实验，后在新生活运动中担任职务，如果考虑到二者的关联，该文就更有参考价值了。 英文论文方面，陆培涌（亦名陆品清，Pichon Loh)于1970年发表的文章(19)研究了蒋介石的信念基础，也许是因为文化背景的关系，该文对蒋介石与基督教的讨论显得尤为突出。该文认为基督教对蒋介石来说，是宗教，是西方文明的代表，也是能够转化为工具性力量的社会组织，而且基督教整体上的改良主义手段也对蒋介石夫妇有着吸引力。文中也对新生活运动与基督教的关联进行了讨论。德里克(A.Dirlik)于1975年发表文章讨论了新生活运动的意识形态基础，认为新生活运动将传统思想与现代化要求都当作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通过将“现代”限制在个人行为上、对道德进行工具化的阐释来避免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吸收二者“好的”方面，但并没有考虑到或可以避免谈论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文明冲突的部分(20)。韦思谛(S.C.Averill)在《行动中的新生活》(21)一文里通过研究政府在江西的政策与机构，提出当时的国民政府是现代的改良主义政府，而运动的失败有政府行政不力的因素在起作用，除此之外还应归因于本地精英力图控制和扩大权力的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