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东朗,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091)

原文出处:
理论学刊

内容提要: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延安整风运动具有里程碑的地位。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实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举措,它极大地推进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极大地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延安整风清楚地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永久的、常新的课题,全党和每个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必须努力致力于这个关系中国社会发展前途和命运的事业。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8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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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3909(2007)12-0017-07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和世界,从根本上说,这一划时代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果。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延安整风运动具有里程碑的地位。延安整风运动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使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对党的建设和中国革命产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影响。回顾延安整风运动,对于新时期我们加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义的认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是非常有裨益的。

      一、遵义会议前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上实践和教训

      中国共产党革命奋斗的历史,就是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而在延安整风运动前,总体上呈现两种情况,一种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如党的二大制定了中国革命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三大确定统一战线的方针,作出与国民党实行合作的决策;四大提出并强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等,从而促进了革命的发展,掀起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八七会议制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方针(六大坚持和强调了这些方针),使革命在遭受严重挫折后得以复兴。另一种情况则是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不顾中国实际照搬照抄。大革命后期,斯大林套用俄国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模式,提出中国革命“三阶段”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将中国革命划分为“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苏维埃革命”三个阶段,“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阶段的革命力量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4个阶级;蒋介石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汪精卫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背叛革命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退出革命,革命进入第二阶段。党的领导人和苏联顾问、共产国际代表机械地照搬斯大林的这个理论,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具有革命性,因此对蒋介石大力扶持和迁就,在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的斗争中,多次退让。因为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同盟军,因此,必须拉住汪精卫,并为拉住汪精卫而一味对之妥协迁就。理论上的失误,是党在大革命后期犯右倾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结果使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土地革命时期,教条主义越来越严重。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无间断革命”的理论,是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产生的直接原因;斯大林的第三时期理论①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底时期”[1]的指示,是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形成的理论根源。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更是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临时中央领导人博古当时信守“凡是马恩列斯的话必须遵守,凡是共产国际的指示必须执行”。因此,毛泽东评论说:“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2](P252)盲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与照搬苏联革命经验的做法,是土地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领导人的通病,结果给党和革命造成严重损失。尤其是第三次“左”倾错误,把教条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造成第五次反“围剿”的严重失败,使革命陷入极大的危急之中。

      这一系列惨重的挫折,究其根本原因,是思想路线存在错误。正如1941年毛泽东分析指出的:土地革命时期,“一部分同志曾在这个伟大斗争中跌下了或跌下过机会主义的泥坑,这仍然是因为他们不去虚心领会过去的经验,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不了解,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统一的理解而来的。”[3](P611)

      遵义会议前革命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事实,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的极端重要性,说明是否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中国革命的成败,关系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命运。

      二、延安整风是中国共产党实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举措

      遵义会议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开创了大好的革命局面。与此同时,毛泽东花费很大的精力清除教条主义对党的影响。

      首先,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工作。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总结党进行政治斗争的经验,指出“左”倾错误的思想根源是认为“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的教条主义和主张革命的力量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要笔直又笔直的形而上学思想。在《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中突出地提出“如何研究战争”的问题,并从研究战争的方法论,强调研究战争“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在《实践论》、《矛盾论》中,从哲学的高度阐述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以扫清党内教条主义为主要目标,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进行了系统的哲学总结。《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一系列著作,无不贯穿了批判教条主义、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思想。

      其次,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战略任务。毛泽东在会上强调指出:“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3](P533)“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3](P534)他并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3](P534)随之在中央成立干部教育部,大力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努力在全党树立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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