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6；B712.5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326（2007）11—0039—06 近代以降，中国知识人本着“救亡图存”和谋求现代化的现实目的，对西方思想文化进行了吸纳，这其中经历了“崇西”和“用西”两个交错纠结的过程。所谓崇西，其表现是但凡新的就是好的，形成了“新的崇拜”；[1](P18—81) 而具体吸纳时，亦如所有跨文化传播一样，均是选择性地吸纳西方思想文化中适合中国需要的部分，并且有意无意地加以改造，这是所谓用西。然而这种选择性地接受有时是自觉的，有时却是不自觉的，有时则介于自觉与不自觉之间，而它们同时又与具体语境密切相关。本文以近代中国的重要思想家陈独秀接受杜威政治哲学为例，讨论崇西、用西过程中处于个人行为和思想转型期的陈独秀本人的思想状况如何具体影响接受过程，他如何进行选择性接受，产生这种选择性接受的社会因素以及晚年陈独秀的思维原则如何与杜威实用主义原则交叠暗合。① 一、错位的接受：杜威演讲与转型期的陈独秀 1919年4月30日，杜威应尚志学会、新学会、江苏教育会、北京大学等邀请来华，从此开始了在中国为时两年多，历经十一省的讲学活动。杜威先是在上海及江浙一带演讲了一个多月，5月29日抵京。此时，正值“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在京城如火如荼地进行着。抵京的杜威于6月8日、10日和12日，每日上午在西城胡同北洋政府教育部会场演讲“美国之民治的发展”。此前不久，即4月初，陈独秀刚被北京大学撤销了文科学长的职务，他与北大的关系也变得微妙起来。6月11日，陈独秀因散发支持学生运动的《北京市民宣言》而被捕入狱。在此之前，他是否出席了杜威在教育部会场的前两次演讲，尚无史料证明。从常识上看，如此繁忙的陈独秀可能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认真关注杜威及其演讲，很可能这一关注的落实是在陈独秀被捕以后，即他在监狱中以及出狱后得以认真读到彼时北京报纸和《新青年》等杂志上刊出的杜威的演讲稿和有关报道。但是，这种现实中的阴差阳错并没有思想上的阴差阳错对陈独秀关注和吸收杜威政治哲学与政治思想的影响大。 前期陈独秀的思想转型，以1918年12月创办《每周评论》为标志。在此之前，他的大部分精力放在思想层面的启蒙之上，而此后，则越来越倾向于现实政治。实际上，陈独秀思想转型的萌芽，至少可以追溯到1918年7月。此时，他发表了《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2] 直接对现实政治发言，一个月后，即8月15日，又在《社会制裁力》[3] 中表现出对“社会革命”的赞赏。陈独秀对现实政治的关心本是导因于现实政治的刺激，然而越关注现实政治，他所受现实政治的影响也就越大。从对政党政治的不满到对官僚集团、军人集团以及政客集团（他所说的“三害”）[4] 毫不留情的谴责，再到鼓吹和崇信“社会制裁”、“平民征服政府”、“直接行动”② 的作用，都是他身处现实政治之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目渐加深的表现。这也是此时陈独秀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陈独秀最早提及杜威是在1919年10月12日参加《国民》杂志成立周年大会上的致词中。他赞扬“五四”学生爱国运动“实为国民运动之嚆矢”，并由此推论说，“国人及今已至觉悟之时期”，但对比“爱国心之觉悟”和“政治不良之觉悟”两个国人觉悟的步骤来说，他最看重的第三步，即“社会组织不良之觉悟”，因“具此觉悟者，即在学生界亦殊少矣”，还不能令人满意。也就在谈及第三步时，他特别引用了杜威的话，“从前的社会组织有病，非把他改良不可”。③[5](P426) 从陈独秀的此番引用来看，至少有两个方面值得注意。其一，与学生们相比，陈独秀对社会和政治的认识显然更深一层。其二，对社会组织不良的“觉悟”与他3年前所认知的“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6] 相比，社会改造明显代替了思想启蒙成为他此时的基本诉求。 然而，陈独秀的转变仍有一个短暂而充满矛盾的过渡期。在随后引用杜威言论的文章《实现民治的基础》[7] 中，他虽然特别强调民主的社会和经济的因素，实现民主（治）的方式上，也颇有“直接民主”的意味，但在实现的途径上，仿佛仍旧把杜威所描述的美国式的社会改良作为依据。不能说，此时杜威思想占据着陈独秀社会改造思想的全部，但杜威的那些契合陈独秀的基本诉求的言论，总让陈独秀不能忘怀。一个月后，陈独秀在一篇题为《青年体育问题》的随感中，又一次提及杜威。他写道：“听说杜威博士说奉天学生体魄好，不像南方和北京底学生都出现疲弱的样子”。[8] 1920年2月，他在《新教育的精神》的演讲中对“新教育”之“新”的诠释，即“教育要趋重社会”、“要注重启发的教育”和“要讲究实际应用”等，则几乎与杜威教育思想等同。[5](P490) 而在陈独秀接受马列主义以后，杜威仍是他所尊重的对象。1921年4月29日，陈独秀在广州以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亲自主持杜威的演讲会并介绍杜威生平，就是一个佐证。 显然，杜威的实用主义在中国形成的短暂的热潮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知识人的崇“新”的又一表现。但在崇“新”之时，中国知识人大多也是本着“救国图存”和现代化的原则“为我所用”（“用西”）的。陈独秀也不例外。1920年的陈独秀正在从一个思想型的人物向行动型的人物过渡。过渡期的陈独秀一方面倾向于“直接行动”，一方面仍保留着对思想的关注，并努力找寻行动的思想依据。而杜威实用主义不仅在民主理念、科学方法以及进化论上与陈独秀等新文化一代的鼓吹和信念相投契，而且它总体上的重“行”（实践）、重社会交往的特征，也与陈独秀等人努力的方向相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