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夏季，国共关系爆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中共称之为第三次反共高潮。就现象而论，此次危机没有演变为通常的两党之间严重的武装冲突，它主要体现为蒋介石进攻和制裁中共的几个策划方案。受多种关系制约，蒋的这些策划一再制定又一再收回，最终，概未付诸实施。 这些还在策划当中即告夭折的方案，当然，其形式上的表现甚为有限，有些甚至完全看不出来，这一点极大地限制了相关的学术研究。迄今，台湾方面的著述基本上简略带过，或者不予论及，似乎并不值得记载。① 相反，大陆方面则视为一个相当严重的事件，必予论述。然而，受到视野和材料的限制，相关研究就其数量而论甚为可观，但就内容而论，若干年以来基本上是简单的重复。②从严格的学术意义上讲，这是国共关系研究领域最为缺乏学术进展的问题之一。 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民国史》，设有专节研究抗战时期的国共磨擦。其中，关于第一、二次反共高潮均有具体论述，然而关于1943年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则仅一句话。③ 过度的简略只能说明一个问题，作者对此实在有些看不懂。 关于国共此次政治危机的起因，毛泽东当年指出：“蒋介石估计欧洲第二战场不易开辟，德再攻莫斯科，日必攻苏，因此调兵遣将准备向我进攻。”④ 在这里，毛之所言主要是指德、日、苏、国、共五个方面的战略关系。这就是说，毛判断反共高潮是五方战略关系互为作用的结果。那么，作为蒋的战略对手，毛所指出的这一系列战略关系应当如何认识，毛的此一判断准确与否，这些就是本文将要回答的问题。 日苏与国共的战略关系 中日战争由国共日三个参战方构成两国三方的战争形式。在这里，国与国、党与党多重关系互为交织。多元的关系构成，决定彼此的战略利益同样也是多元的。 两国三方之间，国共两党既合作又对立，双边关系通常是不确定的。国共关系缓和还是紧张，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军进攻的力度。一般说，在日军增强进攻的条件下，国民党因受日军牵制，无暇顾及中共，为此，两党关系大体缓和。反过来，日军攻势减弱或者停顿，国民党即可腾出手来将其力量用于对付中共，两党关系便趋于紧张。 那么，日军在中国战场的进攻力度又取决于什么？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日苏关系，也就是日苏战争爆发与否。日苏关系也是不确定的，一旦日军北上进攻苏联，其中国战线必然采取收缩方针，中国战场的进攻力度必然减弱。反过来，如果日军放弃攻苏，集结于东北的战略机动兵力便可投入中国战场，增强对华作战。 将以上关系归纳起来，集中表现为这样一个问题：日苏战争爆发与否，分别关系到国共两党不同的战略利益。 1941年4月13日，以相互承认“满洲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为条件，日苏两国签订中立条约，据此，日苏战争的可能性至少在现象上暂时被排除。这个结果对于国共关系意味着什么？日军的下一步战略方向又将指向何方？国共的两位主帅迅速做出了各自的评估。 4月14、17日，毛泽东连电周恩来，判断：“日苏条约使苏联彻底解除被攻威胁……对制止中国投降与反共危险有积极作用。”“蒋介石历来认为苏联依赖他的抗日，他乃敢于放手反共，日苏条约对蒋给了一个严重打击。”⑤ 苏联解除被日军攻击的威胁，对于制止国民党反共具有积极作用，是对蒋的打击，毛之所言，实际上指出了日苏之间是和还是战，对于国共关系具有直接的影响。 4月24日，蒋介石专电各军政要员，就日苏签署中立条约双方的战略意图做出分析判断。蒋判断苏联的意图是，“为预防德国攻击苏联，而解除苏联本身东顾之忧”。在蒋的这份战略分析专电当中，最为重要的一点体现于蒋对日军战略意图的判断。蒋判断日军并未放弃攻苏的意图，而是在等待一个时机，“仍待德国在欧得势而进攻苏联时，彼则对苏乘机夹击”。关于日军的此一企图，蒋特地指出：“此点在苏日条约与共同声明发表后，骤视之似无可能，但一加考量，则此着当为敌寇将来必然之行径。”⑥ 综上所述，根据日苏中立条约的签署，毛判断苏联已彻底解除被攻威胁，而蒋则判断日军只是在等待苏德战争的爆发，然后与德军一道东西夹击苏联。 日苏条约签署两个月之后，苏德战争爆发。所谓中立条约骤然间变得极为脆弱，一度解除东方威胁的苏联，重新处于日军的威胁之下。这样，日苏是否开战？何时开战？成为毛与蒋高度关注的问题。基于日苏关系的不确定，国共关系随之动荡起来。 1942年2月20日，毛在一份情报上批示：“日本确有准备攻苏讯，且有谓二月底即将发动者……估计在国民党盼望已久之日苏战争爆发时，彼方很可能对我加强压力。”⑦ 4月13日，毛再次判断：“日本反苏战争爆发的可能性大。如果日苏战争爆发，国民党有可能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⑧ 在这里，毛明确地把日苏战争与国民党的第三次反共高潮，作为一个互为联系的问题一并提出。 在毛做出日苏开战“可能性大”这一评估的差不多同一时间，蒋则并未做出相同的判断。1942年5月1日，蒋在日记中这样研判：“就敌之战略上论，实有先用相当兵力，解决中国军事，而后再应付美俄之必要，盖可减除其侧背之威胁也。然而以时间与气候地形而论，敌军在此时对华大举进攻，决不能在四个月内奏效，则本年夏季一过，其又失攻俄之机矣。”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