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当局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十分重视对新闻舆论的控制与利用，除了组织、派遣了大批日本随军记者到南京采访，以虚假的报道掩盖日军大屠杀的真相外；还十分重视对西方中立国家新闻传媒界的工作。因为西方列强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新闻传媒业最发达的国家，尤其是美、英两国，有长期的新闻自由主义思想传统作指导，有发达的经济基础与众多的新闻传媒机构，有先进的电讯设备、四通八达的通讯网络与大量高素质的新闻传媒人才，号称新闻传媒大国。他们的新闻传媒往往领世界之潮流，对全世界的舆论起导向的作用，对各国政府的外交政策也产生很大的影响。而当时西方国家设在上海租界等地的新闻传媒更能直接影响中国的舆论，能发挥中国新闻传媒与日本新闻传媒界所不能起的作用。为此，日本当局对西方新闻传媒界采取了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收买美、英记者，企图软化西方国家新闻舆论 在开始阶段，日本当局首先设法拉拢、收买西方国家新闻传媒界的记者，企图软化西方国家新闻舆论。 早在1937年10月1日，正是日军空前残酷激烈地进攻上海之时，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的松井石根大将竟然专门抽出时间，在司令部会见日本驻上海的外交官，直截了当地提出，“希望他们要操纵好驻上海的外国新闻记者”。松井石根对日本外交官收买与操纵驻上海的外国新闻记者工作不力，十分不满。他在这天的阵中日记中写道：“听说驻上海大使馆方面对于收买外国记者的问题还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真令人惊讶万分。就算是陆海军武官们努力不够，如果现在还不尽快采取措施的话，对今后的宣传战是非常不利的。为此，我十分忧虑。”① 1937年10月10日中午，松井石根亲自出马，在司令部专门会见英国伦敦《泰晤士报》（The Times）记者弗莱扎和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记者阿本德。这是两家当时西方规模最大、影响也是最大的报纸，松井石根深知这两家报纸对世界舆论的重要导向作用。松井石根首先向这两位记者发表“声明”，表明了他对这场日中战争的立场与看法，以图影响这两位记者。松井石根在其阵中日记中，记录了他“声明”的主要内容：“我已经尽力为日中协作事业做了三十多年工作。即使今天的事业，与其说是在教训支那人，更应该说是在提醒他们，应该好好考虑如何全力去拯救四亿人民。当务之急是，如何将支那从共产主义势力中拯救出来。这不仅是为了支那本国，也是为了整个东亚。我坚信这才是最紧要的。”松井石根还回答了两位西方记者提出的问题。他十分自信，认为从两位西方记者的表情看出，他们对他直率的态度表示满意。② 1937年11月11日，松井石根又会见西方各国驻上海的美联社（AP）、合众社（UP）、路透社、哈佛斯等主要通讯社的记者，以战胜之威，大谈了一番日本的侵华有理和日军的战争意图，并对美、英等国政府未积极支持日本的侵华政策进行指责，最后要求与威胁西方新闻传媒记者在报道这场日中战争时，要“公正”，也就是要站到日本的立场上，否则就是误导世界舆论。松井石根在这天的阵中日记中写道：“今天我第一次会见AP、UP、路透社、哈佛斯等驻上海的各国主要通讯社的通讯员。我尽量不表现出强硬态度，向各位提示我军的方针以及我个人的意图。然后希望各通讯员要公正，不要误导世界舆论。看上去各位都很高兴，看来他们会对未来世界舆论产生好的影响。”③ 1937年11月29日，正当松井石根指挥数十万日军，气势汹汹地从上海分三路向南京包抄攻击之时，他特地召来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指示他从侧面做西洋人与支那人的工作”④。这就是要松本重治利用他的记者身份，对西方与中国的同行进行收买、拉拢工作。第二天，1937年11月30日，松井石根再次亲自出马，会见英国伦敦《泰晤士报》记者弗莱扎和《纽约时报》记者阿本德，其目的仍然是拉拢与诱导这两位有影响的西方记者。松井石根在其阵中日记中写道：“今天，我召集了伦敦时报的（弗莱扎）和纽约时报的（阿本德）来我处，向他们说明了占领上海以及占领后我的态度。其间，还介绍了我为保护列国权益所费的苦心。他们很理解我的意图，并对我军公正的态度表示出尊敬和感谢之意，并且约定，一定会向本国政府通报原委。”⑤ 事实证明，日本当局在侵华战争时期对西方新闻界的卑鄙而狡猾的收买与欺骗工作，在一段时间内，在一些西方记者中，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当时在上海租界担任《密勒士评论报》（China Weekly Review）主编的老资格美国报人鲍威尔（John B.Powell）在回忆录中，就揭露了日本当局从1931年9月18日沈阳事变开始时对西方新闻界的收买与欺骗工作。他写道：“他们想方设法消除美国人对日本的猜疑和批评。日本政府不惜动用大量的金钱，从事宣传和其他工作，竭力想影响美国的公众舆论，从而可以阻止华盛顿采取强硬立场。应该承认，日本人的努力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因为美国人不但没有反对他们在中国的胡作非为，而且还在继续将战略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往日本。”鲍威尔还举例说明：“日本政府豢养的一名最出色的宣传家，是美国人金尼。他早年在火奴鲁鲁做过教员和新闻记者，后来，在中国大连的南满铁路局工作。‘九一八’事变以后，金尼回到美国，访问了不少报社总编、专栏作家以及电台评论员。他从美国返回大连后，起草了一份很长的报告，呈送他的日本上司。在报告中，他列出了一批美国人的名单，认为这些人在感情上是赞同日本侵略中国的政策的……”鲍威尔进一步指出，日本当局对西方新闻界的收买与欺骗工作，在1937年7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与攻占南京、实施大屠杀时期，一度成功地影响了美国的公众舆论：“在美国，许多具有影响力的公民，都竭力主张美国政府不要对日本采取强硬的立场。”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