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7）05—0014—08 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时说过：“我们过去照抄照搬了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① 本文不能全面涉及苏联模式，仅从党对苏联经济模式的认识角度，系统考察这一认识过程，这对于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以俄为师”：对苏联经济模式的学习（1949—1956年） 1949年初，斯大林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来中国，听取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关于未来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意见。毛泽东在谈到恢复和发展生产问题时表示要向苏联学习。在毛泽东看来，“国家建设这个课题，对我们来说是生疏的，但是可以学会的。有苏联走过的道路可资借鉴。”② 为了进一步了解苏联经验，并争取苏联对新中国的援助，1949年7月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赴苏访问，带回部分苏联专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于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出访苏联，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学习苏联经验进入实质性阶段。 1951年2月，中共中央根据国民经济开始好转的形势，发出《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的党内通报》，提出要确立“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决定从1953年起开始进行计划经济建设，并指定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等负责领导一五计划的编制。但是，“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逐步建设成为工业国，从何起步？经过对政治、经济、国际环境诸多方面利弊得失的反复权衡和深入讨论之后，大家认为必须从发展原材料、能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入手。”③ 1951年12月，毛泽东首次明确指出：“完成工业化当然不只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但首先重要并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向前发展的是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④ 1952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若干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必须以发展重工业为建设的重点，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把优先发展重工业当成国家工业化的战略。 既然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计划经济模式，对于怎样编制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就只能向苏联学习。1952年8月，中央决定，由周恩来、陈云、李富春等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就一五计划中需要苏联援助的141个工业项目问题进行商谈。周恩来和陈云在前苏联逗留了一个多月，两次会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对我国的“一五”计划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建议，表明中国以重工业为重点的一五计划得到了苏联方面予以援助的明确保证。1953年4月4日，米高扬向李富春通报了前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经济专家对我国“一五”计划的意见。我国参考了这些意见，并对“一五”计划草案作了较大的调整。由此可见，中国的工业化初始模式就是苏联工业化模式的一个翻版。 优先发展重工业，需要在经济中加大社会主义比重，巩固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就在周恩来、陈云等回到北京的1952年9月24日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周恩来汇报了同苏联商谈的情况。据薄一波回忆，那次会议主要讨论的是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毛泽东第一次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⑤“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毛泽东这个讲话表明，他关于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步骤、方法，同原来的设想，发生了变化。”⑥ 为什么在讨论一五计划方针的会上，在听取了周恩来汇报访苏情况之后，毛泽东会提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问题呢？“这一事实恰恰反映了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苏联答应对一五计划进行援助、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三件事情之间存在内在联系。”⑦ 1952年10月2日，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出席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受毛泽东的委托，刘少奇于10月20日写信给斯大林，就中国怎样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征求意见。信中写道：由于国营工业的发展将大大超过私营工业的发展，“而这些私人工业又大体都要依赖国家供给原料、收购和推销它们的成品及银行贷款，并纳入国家计划之内，而不能独立经营。到那时，我们就可以将这一部分私人工业不费力地收归国家经营。”“在农业中，在土地改革后，我们已在农民中发展互助合作运动。”“我们准备在今后大力地稳步地发展这个运动，准备在今后十至十五年内将中国多数农民组织在农业合作社和集体农场内，再基本上实现中国农业经济集体化。”⑧ 斯大林收到信后，会见了中共代表团并作了答复，肯定中共的想法是对的。 可以说，从1953年开始的“三大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以国家工业化为直接目的的。毛泽东曾明确地说过，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所走过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这在我们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⑨。毛泽东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这篇有名的文章中，清楚地印下了当时中国领导人的思想轨迹。首先，大家知道，我国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生产水平，现在是很低的，而国家对于这些物质的需要却是一年一年地增大，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当时毛泽东与斯大林一样，认为只有通过农业合作化，才能使农业由畜力农具的小规模经营，跃进到使用机器的大规模经营，从而解决高速发展的工业的原料和粮食问题。而“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毛泽东批评那些不同意上述方针的人“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⑩ 经过疾风暴雨式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把新民主主义时期的5种经济成分变成了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即建立了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奠定了计划经济的基础。在党的“八大”会议上，李富春的报告中有这样一段话“要建设社会主义，就要实行计划经济，按照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来进行生产和建设。这是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经验早已证明了的”，苏联实行计划经济的榜样，“使我国具备了实行计划经济的基本条件”(11)。因此，当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时，集中统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就完全形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