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7月3至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与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在北京共同举办了“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纪念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0周年学术研讨会”，60余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会议围绕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的主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讨论。 一 日本侵华战争罪行和战争责任 刘庭华在《侵华日军用化学细菌武器杀害中国人民述略》中，叙述了日军在华开展化学战、细菌战的残忍历史，以及日军遗弃的生化武器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和危害。高晓燕在《日军对东北抗日武装使用毒气考》中，考证了日军对东北抗日武装使用毒气的具体史实，指出其用毒的试验性和应急性特点。居之芬在《论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在华劳务统制掠夺之特点》一文中，分析了日本对华劳务统制掠夺在实施时间、奴役人数、政策演变、决策与执行体系上的特点。苏智良在《“慰安妇”问题的过去与近况》中，介绍了“慰安妇”问题的由来、日本政府的立场、美国国会的“慰安妇”提案以及各国舆论的批判情况。袁成毅在《中国抗战财产损失研究述评》中，介绍了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关于抗战财产损失的调查及结果，以及该问题的研究现状。 左双文、朱怀远在《王世杰与战后对日和约问题的交涉》中，指出王世杰及其领导的国民政府外交部为追究日本战争责任、对日索赔和签订中日和约做了一系列努力，但在冷战格局下多归于失败。步平在《评〈读卖新闻〉对日本战争责任的验证》中，介绍了《检证·战争责任》一书的主要观点和内容，分析了日本战后关于战争责任思考的历史过程，肯定了该书对日本战争责任检讨的积极方面，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与中方认识的差距。王键在《日本殖民统治对近代台湾社会经济进程的影响》中，批驳了台独分子“殖民统治有益论”，指出恰是日本的殖民统治导致了台湾本土资本的破产与萎缩，以及台湾人与在台日人的贫富悬殊。 二 战时中日政策的互动和中国抗战的历史地位 萧功秦在《关于多重视角下的抗日战争的若干思考：七十年以后的历史反思》中，认为处于发酵期的日本军国主义与中国高调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冲突和对立导致了七七事变的爆发。杨奎松在《“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和战抉择》中，论述了蒋介石面对七七事变后和战的决策经历。熊沛彪在《论七七事变时期日本的“不扩大方针”——兼论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策》中，指出日本指望不战而胜的“不扩大方针”遭遇了南京国民政府忍无可忍的应战对策，致使中日进入全面战争。臧运祜在《“华北事变”期间的日本对华政策》中，认为日本政府和军部从“不扩大”到“扩大”，体现了其对外侵略扩张从局部性、间歇性向全局性、连续性演变的特征。解学诗在《论满铁“综合调查”与日本战争国策》中，认为满铁调查部实施“中国抗战力调查”、“战时通货膨胀调查”、“战时经济调查”的结论并不符合日本侵华战争政策轨道，因而其调查结果多被低调处理或废弃。史桂芳在《简论近代日本亚洲主义的形成演变》中，分析了日本对外政策变化的理论因素，阐明了亚洲主义与日本对外政策的内在联系。 曾景忠在《中国抗日战争开端问题再研讨》中，坚持七七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端。胡德坤在《中国抗战与盟国的太平洋战争》中，认为中国的持久抗战不仅延迟了日本的南进政策，而且使日军在冒险南进后陷入了两线作战的境地，注定了其在太平洋战场必然失败的命运。韩永利、胡德坤在《论中国“七·七”抗战的国际影响》中，指出中国的全面抗战，打乱了日本的战略步骤，延缓了东西方法西斯结盟的进程。杨天石在《史迪威事件中的蒋介石与宋子文——抗战时期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之一》中，分析了蒋、史矛盾的发展及蒋、宋矛盾对太平洋战局和中美关系的影响。章百家在《中国为抗日寻求外国军事援助与合作的经历》中，分析了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向德、苏、美三国寻求外援的军事、外交及内政考虑，以及三国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的过程、规模及在中国抗战中的作用。郑德荣和宋海儆在《抗日战争：改变中国近代屡遭侵略历史命运的大决战》中，认为中国抗战的胜利从根本上结束了近代日中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使中国国际地位显著提高。 三 国民党的党务工作与中共的抗战经验 王奇生在《武主文从背景下的多重变奏：战时国民党军队的政工与党务》中，指出在“武主文从”的大背景下，国民党军队的政工党务早已无法回复北伐时期的功能与信誉，政工成了军队的附庸，党务又成了政工的附庸，最终形成党不如政，政不如军的局面。江沛在《战时中国国民党党务系统运作初探：1937-1945》中，认为战时国民党党务运作不顺，障碍诸多，效率低下，已形成结构性积弊，组织功能难以有效发挥作用，成为其统治力持续衰弱的重要成因之一。金以林在《战时国民党香港党务检讨》中，梳理了从国民党港澳总支部成立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党务问题，认为碍于自身组织建设等因素的制约，国民党加强在港澳地区的影响和改进党务的工作事与愿违。 朱姝璇在《浅析八路军瓦解敌军工作的历史经验》中，分析了八路军的对敌宣传教育优待俘虏政策，发展利用伪军内线关系等问题。王士花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中的民众动员》中，对山东抗日根据减租减息政策与民众动员问题进行了探讨。翁有为在《抗战初期刘少奇对华北局势和中共在华北中心工作的思考——读〈杨尚昆回忆录〉札记》中，分析了当时党中央内部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人对游击战的不同看法，肯定了刘少奇在建立抗日根据地和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问题上的正确意见。 四 其他专题研究 孙宏云在《中国政治学界对中日关系的反应(1931-1937)——以中国政治学会为中心》中，分析了中国政治学会及其成员对于中日关系的认识与主张。张太原在《“九一八”事变以后自由知识分子对日本侵略的态度——以〈独立评论〉为例》中，分析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自由知识分子对日的和战态度。王续添在《民族国家构建中的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考察1931-1945年中国政治的一个视角》中，分析了从1931至1945年间地方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并起、融合与冲突，肯定了抗战对构建中国民族国家的积极意义。王希亮在《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社会政治空间的嬗变及其再构建》中，解析了中国民族国家再构建过程中的各种力量的相互作用以及中华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历史规律。张连红在《角色、行为与民族主义：南京伪自治委员会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关系初探》中，探讨了日军扶植的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关捷在《论东北少数民族抗战特点——写在纪念“七七事变”70周年之际》中，认为七七事变后东北少数民族的抗日斗争从自发性转变为有组织性，具有群众性与广泛性，及复杂性、多样性和坚定性等特点，李仲明在《为团结抗战奔走呼吁——试论抗战时期的梁漱溟》中，赞扬了梁漱溟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促进国共两党团结抗战而奔走呼吁的爱国主义情操。张振鹍在《大时代里的一段小历史——日本侵华战争八年间亲身经历记忆》中，回忆了自己亲身经历和感受的抗日战争。李蓉在《抗战时期中国主要货币及其比价述略》中，整理出了1931至1945年中国主要货币及其比价换算表。经盛鸿、曹燕在《侵华战争阻挡不住的日中友好潜流——抗战期间驻南京部分日本军民的觉醒与反展活动》中，搜集了部分日本军民反对侵略战争和支持中国人民抗战活动的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