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选举研究综述

作 者:
江静 

作者简介:
江静,中共中央党校。北京 100091

原文出处:
北京党史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8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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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时期至抗战胜利初期,陕甘宁边区(以下简指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选举运动,搞的颇有特色,且取得了显著成绩,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以总结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搞民主选举的经验教训,更可为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小的突破,现将近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研究的主要观点梳理如下,以期推动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研究概况

      在研究著作方面,以“陕甘宁边区选举”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专著并不多见,但有较多论著对该问题有所研究或涉猎。以下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宋金寿、李忠全主编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一书,详细考证了边区三次民主选举的运行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第一次选举的经验,分析评价了第二次选举的结果,论述了第三次选举的步骤和主要特点。①杨永华著《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主要从选举法立法角度,阐述了边区选举立法的种类、基本内容及立法的三大原则,梳理了三次普选运动的历史发展脉络,并指陈了选举的伟大成绩,总结了贯彻执行选举法的基本经验。王颖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选举制度研究》,着重分析了边区三次选举运动的运行情况,并总结了抗日民主政权选举制度、解放区民主政权选举制度的主要特色及其产生的政治影响。②此外,在王双梅著《历史的洪流——抗战时期中共与民主运动》,杨圣清著《新中国的雏形:抗日根据地政权》,梁星亮、杨忠虎、宋炜主编《中共延安时期局部执政史论》,荣敬本、罗燕明、叶道猛著《论延安的民主模式——话语模式和体制的比较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靳铭、曾鹿平主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研究》,王杰之著《论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成功创建的基本经验》,王寅城编写《陕甘宁边区》等著作中,也都不同程度对边区选举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考证。在近些年翻译出版的外国人的著作中,李寿葆主编的《斯特朗在中国》;美国人杰克·贝尔登著,邱应觉、杨海平等译《中国震撼世界》;美国人马克·赛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的中国:延安道路》,也略涉及对当时边区的选举状况的介绍及评价。

      在论文方面,出现了一大批专门的研究成果,对这一时期边区的选举进行了多角度分析和研究。付世魁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边区乡级选举的实施情况,并分析指出了边区乡选的伟大成就和历史启示。③张晓泉对边区1937年选举进行了专门考证,细致分析了此次选举的运行,总结了选举原则和选举的特点,并概括了选举的政治影响和时代作用。④成国银着重论述了1937年边区选举的运作程序和经验作用;⑤蔡素星论述了边区选举的步骤,并提出了五点启迪;⑥汪俊玲、王立梅论述了边区选举所经过的两个阶段和选举的效应,并得出了三点启示;⑦马若龙分析了边区选举的经验做法,并对现时期的选举作出了一些评论;⑧梁凤荣论述了谢觉哉对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制度建设所作的贡献;⑨张文琳分析了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法及其实施,总结了边区选举的原则和经验;⑩刘琳详细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民主选举制度。(11)

      也有学者在相关领域研究中,对此问题有所涉及和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观点。如陈先初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建政的历史考察》;王建朗的《浅议抗战时期民主进程中的几个问题》;任中和的《由工农苏维埃政权到抗日民主政权的转变》;刘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政权选举制度的沿革及特点》;张鸣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的选举与文化复归》;张生、袁新国的《实体民主与程序民主的历史关照——中共抗日根据地民主实践透视》;关太兵的《选举权的实现与竞争性选举》;谢庆龙、肖兵玲的《论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陕甘宁边区实行的民主执政》;陈昌保的《试论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的特色》;邹通祥《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选举制度》;王振国的《我党在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革新之举》;张长明、李祥的《抗战时期毛泽东与陕甘宁边区民主建设》;贺永泰、刘常喜的《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自治》;杨永华的《陕甘宁边区人权法律的颁布与实施》;李梅的《浅析延安时期民主政治建设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此外,山东师范大学刘爱国在其硕士论文《抗战时期中共陕甘宁边区执政实验及现实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刘霞在其硕士论文《试论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中,也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分析和经验总结。

      二、边区选举的背景研究

      对于边区开展选举运动的时代背景,有学者从政权建设角度出发,强调因为抗战的爆发,国共组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工农政权改为抗日民主政权,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选举运动深入开展。如王颖认为,抗战爆发后,国内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民主政权与苏维埃政权相比,性质发生了改变,因而选举制度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12)宋金寿、李忠全也认为,抗战爆发后,苏维埃的民主制不利于更广泛地吸引抗日党派和阶级、阶层参加国家的管理,发挥作用。这样,中共决定采取议会民主制,选举出容纳边区的一切抗日党派和阶级、阶层的民主政权。(13)

      也有学者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角度,简要指出了边区选举运行的成因。如张生、袁新国认为,抗战时期,尽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已经承认陕甘宁和晋察冀边区的合法地位,但他们也经常尝试局部地取消中共领导的军队或根据地的合法性,这使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八年间经常地处于合法性的“焦虑”中。民意是最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为解决合法性问题,中共方面直接引进民意。各根据地实行的选举和“议会”或“准议会”制度,是民意运行的平台,也是将民主从规定转变为现实的管道。(14)梁星亮、杨忠虎、宋炜指出,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是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获得合法性的主渠道。(15)王双梅也指出,1937年7月,为了促进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以实际力量争取中共及其政权的合法存在,从中旬开始,中共在陕北各地开始进行民主选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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