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8(2007)04-0012-07 2007年4月28日，是李大钊英勇就义8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抚今追昔，凝思故人，我们更加深切地缅怀这位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奠基人。 当前，在思想文化领域，全国人民正在全力培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这一文化变革事业的勃兴也使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李大钊和中国现代新文化的起源，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历史过程的联接，消解对历史的误读，真正从文化先觉者的深邃思辨和高尚境界中汲取教益。因为我们今天在文化发展中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那个逝去时代的问题。今天中国公众所迫切需要的思想启蒙，也同样是那个逝去的时代所追求的精神价值所在。因此，我想以历史主义的态度，从遵循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出发，通过解析先进文化的基本属性，进而揭示李大钊思想与中国先进文化的内在联系，从理论上丰富对先进文化的认知。 一、关于先进文化与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 谈论先进文化，首先需要加以明确的就是关于文化的定义。对于文化，从古至今，东西方之间有着种种不同的理解，一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今天如果是从学理的角度分析定义，可能会举出几百种范例，甚至还会更多。 从思维逻辑来看，对一个概念的界定，往往会涉及到与之相关的其他概念。有时，从与相关概念联系的界定当中可能会导引出富有思想价值的认知，从而使概念得到比较明晰的规定和诠释。基于这种认识，我感觉胡适当年对“文化与文明”所下的定义有其特殊意义。胡适是这样界定的：“文明(Civilization)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文化(Culture)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①。其实，在这里还有必要进一步加以引申，与上述生活方式相联系的应当还包括其思维方式。在我看来，这样来理解文化比较切近其内涵，也相对简明。 对文化的界定，恐怕还要涉及到对它的基本内质的理解。这一点倒是人们在确定文化定义时容易被忽略的。从一般意义上讲，文化的基本内质表现为文化自身的多样性与差异性，这种客观属性是纯自然的，又是在各民族的历史当中形成的，它完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好恶)为依存的根据。文化的这种基本内质所体现的正是文化发展所不可逾越的特殊规律。作为高层次的、高水平的先进文化，应该是尊重并遵循这一规律的典范。 二、先进文化是包容的文化 文化的基本内质是它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因此，文化的发展就最需要宽容和包容，先进文化也就理应是一种包容的文化。 有关文化的包容性，从认知到实践，都是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难解之题，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它更是文化争论的焦点。从当时的文化讨论看，涉及到文化的包容，又有一个最为凸显的问题有待解决，这就是关于新旧文化的相互关系。当时，很多人机械地把新与旧截然对立起来，割断了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且企图从根本上否定后者，将其彻底抛弃(这种认识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颇具代表性，其持续的时间亦相当长，影响很难根除)。针对这种非理性认识，李大钊敏锐地察觉到其中的误断。他明确表示：“宇宙的进化，全仗新旧二种思潮，互相挽进，互相推演，仿佛象两个轮子运着一辆车一样；又象一个鸟仗着两翼，向天空飞翔一般。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是人群进化所必要的，缺一不可。我确信这两种思潮，都应知道须和他反对的一方面并存同进，不可妄想灭尽反对的势力，以求独自横行的道理。我确信万一有一方面若存这种妄想，断断乎不能如愿，徒得一个与人无伤、适以自败的结果。我又确信这两种思潮，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更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②(这段话出自《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该文已收入《李大钊全集》第2卷。李大钊在题目中使用了“激战”一词，其中之“贬义”实在值得玩味，因为如果是用现今流行的惯性思维来理解的话，是很容易造成误断的。——引者注)在李大钊的现实理想中，他认为，“国家莫大之福，莫若以新势力承继旧势力；而莫大之害，则必为以新势力攻倒旧势力”，如果是“非铲除旧势力也，乃新势力之自杀耳”③。 深入探究新与旧的关系，自然离不开对两者基本性质的规定。李大钊告诫人们，我们“须知新旧之质性本非绝异也”④。因为“隶于新者未必无旧，隶于旧者亦未必无新也”⑤。谈到区别新与旧的基本标准，李大钊说：“年龄、派别，举不足为区别新旧之准也。然则新旧之分，究将奚准？故黄远生有言：‘新旧异同，其要不在枪炮工艺以及政法制度等等，若是者犹滴滴之水，青春之叶，非其本源。本源何在？在其思想。’此殆可称为探本之论矣。”⑥ 显然，如果将“思想”作为划分新旧的基本标准的话，也就注入了理性的成分，划定了认知范围，触及到问题的本源状态，从而为进一步探究、规定新与旧的性质和关系提供了特殊的逻辑理路。所以李大钊进而分析道：“然即人之思想而察之，有徒务进步而不稍顾秩序与安固者乎？有徒守秩序与安固而不求进步者乎？盖无有也。为其进步即行于秩序安固之中，秩序与安固亦惟进步而始能保也。”⑦其实基于此理，应当明白，“世所称为新者，必其所企关于进步者较多之人也。世所目为旧者，必其所企关于秩序与安固者较多之人也。苟此解为不谬，则知此二种人但有量之殊，安有质之异？此其相较，正与进步与秩序、安固之为同质异量者相等。精确言之，新云旧云，皆非绝对。”⑧据此，李大钊批评了时人惯常的非理智作法：“何今之人口讲指画者，动曰某派也新，某派也旧，某人也新，某人也旧，似其间有绝明之界域，俨若鸿沟者然。别白泰纷，争哄斯烈，驯致无人能自逃于门户水火之外。相崎相峙，相攻相搏，而不悟其所秉持之质性本无绝异，且全相同。推原其故，殆皆不明新旧性质之咎也。”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