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的康、青、藏战争

——边政、权力和地方的视角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海兵,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四川 成都 610064

原文出处:
安徽史学

内容提要:

在1930年代的康、青、藏边界战争中,相关各方均在不同程度上按各自的利益诉求在操弄着战争。战争的结果是,康、青军阀较战前更进一步扩充和巩固了各自的势力范围。西藏地方则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边疆战争中失去了1918年所占据的康区大片土地。而国民政府在战争过程中所进行的多项边疆议题则由于康、青、藏地方势力的抵制,最终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8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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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有关第三次康藏战争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①。这些研究大多在强调中央政府治藏以及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侵略等议题的同时,把康区刻画成一个“边界”性质模糊的单一整体的区域。当然,这样的观察角度并非不妥,只是这样一来就有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忽略对当时发生在康、青、藏边界地区的各种政治势力在康藏战争以及整个西藏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支配或被支配的复杂情形的探讨。因此,本文的任务是,把第三次康藏战争置于国民政府的边疆政治议题以及康、青、藏地方势力与国民政府的权力互动之下来加以理解,借以恢复1930年代青、康、藏战事的丰富内涵。

      一、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良性互动下的康藏边界战争

      维持边疆地区的完整与统一是建设一个现代化的民族国家所必需面临的重大课题。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对当时的边疆问题,尤其是西藏问题表现出了相当的关注。而就此时的西藏地方政府来看,自1918年汉藏双方订立临时停战条约规定的7年早已期满,而汉藏悬案仍未解决,康区局势时常处于战争状态,迫使西藏在康藏边界维持一支强大的武装,由此给西藏社会造成沉重负担。同时,当时流落在内地的班禅势力也被西藏地方政府视为一个重大的威胁。加上西藏财政窘困,许多日常物资均需通过汉藏边界输入②。上述种种因素促使达赖主动与国民政府接触,以改善西藏所面临的严重社会危机。

      1929年8、9月间,时任北平雍和宫主持的贡觉仲尼先后求见了蒙藏委员会委员长阎锡山与蒋介石,转达了达赖喇喇愿与中央改善关系的诚意。国民政府遂派贡觉仲尼为慰问专员,入藏宣传中央德意。次年8月,贡觉仲尼回京复命,并被达赖喇嘛派为西藏总代表,加派楚臣丹增等为代表,常川驻京,就近接洽藏事。③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开始重新走向正常化轨道。然而,就在汉藏关系日趋改善的关键时期,康藏边界却在1930年5月发生了大金寺和白利土司之间的土地差民争端,其后,经过种种因缘际会的复杂演变,最终形成了汉藏之间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

      大金寺和白利村皆甘孜所辖之地,分隶于朱倭、白利两土司。其中有白利土司家庙之一的雅拉寺住持亚拉智古,转生于大金寺所辖的林葱之桑多家。亚拉智古在从西藏学经归来后,因白利土司之请,来主持雅拉寺。与白利土司的其他二家庙相比,雅拉寺由于其历史上的原因对白利地方更具有政治发言权,因而也造成了其它寺庙主持的嫉妒与不满,并随后拉拢土司,以排斥雅拉智古。于是,土司一方即将雅拉寺所辖土地凭证及文契一并呈缴。雅拉智古鉴于形势于己不利,遂决计回大金寺,并将雅拉寺财产及15户差民,均带归大金寺。15户佃户的划出,无疑会增加白利人民上粮支差的负担,白利人民不愿,双方争执不下。于是大金寺派代表请韩知事秉公断处,但是韩却置此案于不顾。大金寺中激烈派见县署既不受理,遂主张武力压迫,并于1930年5月21日,突占白利村,大肆焚掠,战端由此揭开。

      大金寺的和平派喇嘛见事态进一步扩大,畏惧官府镇压,于是请求多方调解。而此时的韩知事已呈请辞职,不但不作任何调处,还请派军队来甘防范,企图卸责。当时驻康定的川康边防军旅长马骕见甘事日趋严重,一面函嘱驻甘罗海宽营准备用武;一面派遣参议朱宪文、军法官马昌骥前往调解。但是西康当局这样做纯系表面文章,并“无谋和诚意”④。况且“驻甘军队,亦思借此邀功,暗阻和议”。面临这种情况,大金寺又派专人到青海结古请求玉树边防部队司令马彪来函代为乞和,“复遭康定当局拒绝。复书态度强硬,有会师昌都之语”⑤。实际上用兵之形势已成。迨调解员朱宪文等离甘后,西康军政当局委42团马成龙团长为征甘先遣司令,于1930年7月8日占领亚拉寺。大金以战端既开,遂求援于藏。由此可见,在事件的开始阶段,作为当事一方的大金寺还是抱着和平的态度寻求协商解决的,其后西康军政当局的武力征讨态度是促成大金寺求援于藏的主要因素。

      事实上,在大白事件的开始阶段,藏方并不想介入西康内部的争斗,以挑起汉藏间的军事冲突。当时西藏驻昌都的前员东代本于大白纠纷发生之初,就曾复函罗海宽营,有“遵守条约绝不干预”的表示。夷商长银巴及其他商民也认为西藏方面绝对不会参与此事,“因实无力帮助大金寺开衅”⑥。1930年7月8日,当川康军占领亚拉寺后,藏军得墨色代本在大金的邀请下,率兵进抵德格。从动机上看,藏军并非主动要求参战。而且即使在得墨色代本进抵德格后,也曾主动函商马成龙和平处理。同时,瞻化县知事张楷在8月1日的报告中也认为藏方并没有援助大金寺,“擅行肇衅”的意思。⑦藏方在大白纠纷初期的这种态度与当时西藏内部的情况颇有关系。当时西藏大局颇为安定,“从多方面观察,达赖实有倾向中央与希望早日解决中藏问题之意”。西藏人民也“一致希望中藏和好”。而且由于经济落后,西藏方面也迫切希望国民政府有所救济⑧。在这种情况下,西藏方面并不希望介入大白事件而挑启战端,打破来之不易的汉藏和好的局面。而川康当局一再渲染西藏方面的军事行动无非是出于征伐有名,借此邀功而已。

      二、康案谈判中的国民政府与川康当局

      到了1930年8月,由于大金和川康当局的和议无望,川藏双方军队开始陆续向甘孜方向增援兵力,当时驻甘川康军队中的一部乘大金方面不备,夺取了热登咱,遂与大金正式接触。8月31日至9月2日,川康军收复白利寺,取得小胜,随后对大金寺形成围攻之势。西藏方面慑于武力,致电国民政府,要求川康军撤兵。国民政府为维护汉藏关系的大局计力持和平解决主张,要求刘文辉迅速撤兵并解决纠纷⑨。然而,康藏前线的紧张局势并未因此缓和。1930年12月,藏方援军陆续开到甘孜前线,与大金联合,康藏双方渐成对决之势。1931年2月9日,藏军趁川康军不备,开始大举猛攻,康藏战争全面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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