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对峙与上海广东社会内的政见纷扰(1917-1927)

作 者:

作者简介:
宋钻友,副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 200235

原文出处:
史林

内容提要:

1917年至1927年的十年是中国南北分裂的年代,两个政权的对峙和互相征讨,加深了民族危机,进一步恶化了国内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围绕如何解决国内时局,上海广东同乡社会出现了尖锐的政见分歧。以广肇公所为首的同乡组织坚持南北和平统一,反对武力统一政策,从而遭到同乡社会内亲民党势力的抨击。本文分三个阶段对广肇公所以及这一时期公所与广东政府的关系作了探讨,并对商团事件等聚讼纷纭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释。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8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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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分类号]K26;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873(2007)05—0034—16

      如何结束南北对峙、实现国家统一,是五四至1927年中国面临的最急于解决的重大问题。国家分裂、兄弟阋于墙,战乱不断,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因战争引起的反复征调不仅耗尽了民众的财产,连绵不断的战争还严重威胁着民众的生命。围绕南北谈判、国家和平统一,当时许多社会团体和个人都发表了意见,报纸上充斥着不同团体的通电和个人声明。

      以广肇公所为代表的上海旅沪同乡团体是这一时期极为活跃的社会团体。一方面,广肇公所充分发挥同乡团体在民族主义动员中的重要作用,热情投身于五四以后全国民众团结一致抵御外侮的抗议浪潮;另一方面,广肇公所对南北统一投入了更多的情感。

      作为南方护法运动的策源地,1917年以降,广东承受了巨大的牺牲。1917年至1919年,广东处在桂系的统治之下。桂系军队佯为护法,实际上对广东人民横征暴敛,粤民为之侧目。1920年,桂系被赶出广东后,孙中山多次策动北伐。为筹集军饷,广东军政府开放烟赌,反复征调,一度采取出卖公产、抵押矿权等政策,加上引入的客军频频作乱地方,广东人民与军政府的矛盾日益激化,商团事件便是广东官商决裂的标志性事件。

      同乡组织本以守望相助为宗旨,主要开展慈善救济和同乡公益服务。但同乡组织作为一个特定的利益团体,面对关涉其切身利益的家国大事,从来都不会无动于衷。1900年以来,广肇公所在上海的民族主义运动中始终走在前列,面对国家分裂、南北对峙,广肇公所等上海广东同乡团体为使家乡远离战乱、结束国家分裂的状态,发表了大量通电,从而深度介入了南北对峙。

      广肇公所最初曾寄希望于南北和谈,当和谈破裂,又转而对直系将领吴佩孚充满了期待,希望吴佩孚与陈炯明合作,实现南北和平统一。广肇公所的立场最终违背了“在商言商”的戒律,实际上站到了广东政府的对立面,从而引起了旅沪同乡社会内亲国民党力量的攻击。

      1917年至1927年上海广东社会内围绕南北政府出现的政见纷扰清楚证明,没有一个被脉脉乡情遮盖的无差别无冲突的同乡社会,对立的政治立场可以导致同乡社会出现激烈的冲突甚至分裂。

      一 广肇公所与1917年至1920年间国内政局

      1915年12月25日,在袁世凯下令接受“拥戴”,称帝以后的三日,蔡锷在云南揭开了护法战争的序幕。此后,南方各省或举兵讨袁,或宣布独立。3月22日,袁世凯被迫下令撤销帝制。6月6日,袁世凯在忧愁惊悸中去世,翌日,黎元洪继任总统。6月29日,黎元洪宣布遵行“临时约法”,同时召集国会,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1917年5月,段祺瑞以“参战”问题,向黎发难,策动“公民请愿团”,在陆军部人员指挥下,包围众议院,强迫政府通过参战案。6月13日,由段祺瑞控制的督军团又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离职出走。7月5日,段祺瑞通电宣布就任国务总理,6日,冯国璋在南京就任代理大总统。

      7月23日,旅沪国会议员发表对外公告,宣布不承认段祺瑞非法政府。8月27日,一百多位国会议员齐集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10月6日,护法战争打响。随后,段祺瑞命令北军向南方各独立省份发动进攻。南北双方陷入一场混战。

      1918年2月,直系将领吴佩孚奉北洋政府段祺瑞之令入湘,对南方湘、粤、桂联军作战,取得大胜,相继进占岳阳、长沙等城。南方护法联军的处境十分危殆。但就在联军节节败退,吴军占领全湘指日可待之际,吴佩孚突然停止了进一步的军事行动,进而宣布退出南北战争。吴佩孚在罢战主和宣言中,“言人所不敢言”,“谏人所不敢谏”,矛头直指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5月25日,吴佩孚的代表与联军代表在耒阳举行和平谈判,吴亲自主稿:“双方永不开衅。”

      1918年8月7日,吴佩孚在致直系江苏督军李纯的电文中,同意李纯提出的南北和平的主张,指出南北战争导致“兵连祸结,大乱经年,同种残杀,生灵涂炭”。①8月21日,吴佩孚再次领衔通电,指出:“年来外交紧急,国债繁兴,险象环生,无一非由内争之所致,人非木石,能勿痛心”,要求北京政府“实行悲悯之宏愿,颁布通国一体罢战之明令,俾南北双方军队,留有余力,以备将来一致对外”。同时吴宣布:“我宁冒抗命之罪,而不能进攻两广。”2

      吴佩孚的罢战议和主张引起了强烈反响。1918年10月23日,北方知名人士发起“和平期成会”,以促成国内和平统一为宗旨。南方广东军政府主席岑春煊于10月22日宣布休战。24日,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和平。1919年2月20日,南北议和谈判在上海正式开始,但由于双方均缺乏诚意,和谈很快便休会。

      1919年5月4日,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出后,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五四运动极大激发了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利用和会无视中国的民族感情,企图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扩大在华势力范围的日本军国主义,成为中国民众最痛恨的对象。多年来为得到日本对其武力统一政策的支持,与日签订卖国条约,出卖民族权益的皖系、安福系段祺瑞、徐树铮之辈成为国人唾骂的民族败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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