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中国文化体制改革

作 者:
曹普 

作者简介:
曹普,教授,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100091。

原文出处:
当代中国史研究

内容提要: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1978~1991年为改革的酝酿和初步展开阶段,在这个阶段,改革的任务虽已提出,但由于思想不够解放、改革措施不配套等原因,成效不彰;1992~2001年为改革的稳步推进阶段,在这个阶段,改革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取得了较大成绩,但对于文化体制改革重大意义和文化建设战略地位的认识仍不够充分;2002年至今为改革实现重大突破阶段,这个阶段的改革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改革试点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全面提速,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08 年 02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G1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4952(2007)05-0099-09

      文化体制改革①是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党和国家对文化发展给予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文化体制改革呈现全面深化、加速推进的趋势,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也成为学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领域。检索中国期刊网,从2001年到2006年底,仅标题中含有“文化体制改革”字样的文章,就有640余篇,其中近两年发表的文章占2/3以上。从2002年开始每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蓝皮书,更加集中地反映了中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最新进展和整体态势。但总的来看,上述研究绝大多数关注的是当前文化体制改革面临的种种现实问题,从文化学、经济学、社会学视角进行“横向”对策性研究的居多;而从党史和国史的角度对文化体制改革的历程进行“纵向”考察和分析的成果尚不多见。文化体制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中国改革需要进一步深化的重点领域,其成败关乎中国改革的全局。本文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放眼改革开放近30年的历史大视野,从总体上考察并梳理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演进发展的历史脉络,透视改革的规律和走势,以期对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有所裨益。

      1978~1991年:文化体制改革的酝酿和初步展开

      1978年底,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为标志,我们党实现了建国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文化领域也逐步实现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范式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范式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事业出现了复苏与初步繁荣的局面。以短篇小说《班主任》、话剧《丹心谱》、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为代表的文学作品,以“星星画展”②为代表的先锋美术运动,预示并报告了新时期文化春天的来临。不过,从1978年到1983年,文化发展的首要任务是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恢复和重建“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严重破坏的文化体制。文化主管部门虽然也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任务,如1980年2月文化部主持召开的全国文化局长会议提出要“坚决地有步骤地改革文化事业体制,改革经营管理制度”,1983年6月六届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文艺体制需要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改革”[1],但由于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正处于起步阶段,这个时期文化体制改革的紧迫性并不突出,实际上也没有取得多少进展。

      1984年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以及文化娱乐市场、书刊发行第二渠道、演出穴头和演员走穴等现象的出现,原有文化体制的弊端逐渐暴露出来,越来越成为阻碍文化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桎梏。这些弊端包括:在所有制上,片面追求“一大二公”,全部文化事业由国家直接经营,统包统揽,排斥社会和个人兴办文化事业;在管理上,与行政管理体制相对应,层层建立专业文艺团体,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文化机构行政化、机关化,严重违背文化事业发展规律;在分配上,平均主义的“大锅饭”、“铁饭碗”现象严重,干与不干、干多干少一个样,缺少竞争和激励机制,影响了集体和个人积极性的发挥,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改革文化体制就成为推动文化事业繁荣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了。

      从1984年到1991年,在我国改革开放整体推进的过程中,文化体制改革逐步展开,并在以下方面取得进展:

      第一,改革国家统包统管的旧模式,调整艺术部门和艺术团体的布局。198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文化部《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要求改革全国专业艺术表演团体数量过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在大中城市,专业艺术表演团体要精简,重复设置的院团要合并或撤销,对市县专业文艺团体设置也提出了调整的要求。经过改革,全国专业艺术表演团体由1980年的3523个减少到1990年的2787个;专业艺术从业人员由1980年的245659人减少到1990年的170000人,并且由于大批新生力量的加入,使人员结构更趋合理。[2]

      第二,借鉴农村改革经验,实行“承包责任制”。1981年,以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赵燕侠承包北京京剧团为发轫,“承包制”在全国许多院团中推行开来。北京京剧团改革的主要做法是:实行一团一队“补贴大包干”,只发工资的70%,其他大部分职工福利(包括营养补助,演出夜餐、托儿、独生子女、回民补助,交通补助,取暖费等)国家不再负担,一切演出费用(包括运输、旅费、住宿、出差费、业务损耗、广告费等)也一概自己解决。除以上三项开支外,从演出盈余中留30%公积金,上交剧院10%,然后再根据“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基薪分红。经过两期16个月的试验,改革的优越性逐渐显露,演出期间每人每月平均分红50元左右,减少国家补贴10万多元。[3]上海越剧演员徐玉兰和王文娟、戏剧演员严顺开等也都曾参与了承包剧团(或其中一部分)的试验。在电影界,1984年7月,《街上流行红裙子》摄制组首先向长影厂提出了承包方案。到1985年底,大部分电影制片厂都实行了承包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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