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07）05-0092-07 作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最有影响的民办报纸之一，《大公报》因为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讨论、思考与追求而引人注目。新中国成立以后，公私合营后的《大公报》在1953年又成为新中国财经战线的机关报，参与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选择《大公报》作为新中国财经战线的机关报，这其中显然有中央的考虑。另外，对于《大公报》的成功改组和转型，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一、建国前《大公报》的立场 1902年创刊的《大公报》秉持“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作为一份无党派的报纸，《大公报》以其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瞩目和尊重，赢得了读者的认同和欢迎，几乎引导了一个时代的舆论。1941年，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授予其新闻奖章，表彰该报自创办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尤其是在抗战中做出的巨大贡献。这是中国唯一获得世界著名新闻学府表彰的报纸。1980年联合国将《大公报》推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三份中文报纸之一，陈列在联合国总部供人参观。 1958年周恩来总理谈到《大公报》的贡献时曾说过：“她是爱国的”，“她是坚持抗日”的[1]。1944年，毛泽东对采访延安的《大公报》记者孔昭恺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实际上，毛泽东是指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党命令各家报刊称共产党为“匪”，而《大公报》却没有附和。[2] 1945年国共和谈期间，毛泽东于9月5日、20日两次在红岩新村中共中央南方局办事处会见《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编辑部主任孔昭恺、采访部主任王文彬。毛泽东这两次谈话要点《大公报》均有报道。9月20日，《大公报》领导人在李子坝季鸾堂设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和董必武。宴会结束后，毛泽东还为《大公报》员工题字“为人民服务”。[3]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专制和腐败使《大公报》转向爱国、民主，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骂其为“新华社广播的应声虫”。何去何从，《大公报》陷入两难。在中共派入报社内部地下党员的努力下，在转达毛泽东希望王芸生参加新政协的口头邀请后，王芸生表示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949年6月17日，《大公报》上海版发表《大公报新生宣言》，“大公报是具有政治与文化两重机能的私营企业，它检讨过去，开拓未来，也正是扬弃旧污，开拓新生。”“今后的大公报，从经济观点说，是私营企业，而在精神上，是属于人民的。”[4] 这些言论所表达的立场为以后《大公报》服务于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大公报》在大陆的情况 在解放战争期间，《大公报》以上海为总管理处，发行沪版、津版、渝版和港版。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重庆《大公报》经过公私合营后，在其基础上创办《重庆日报》，成为中共重庆市委机关报。天津《大公报》改组，由毛泽东亲自易名为《进步日报》，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5] 香港《大公报》由于仍属于英国方面管辖，不予干预。上海解放后，《大公报》未做大的调整，继续出版。对于上海解放、新政协会议的召开、中共建党28周年以及“三反”“五反”运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增产节约等重大事件，《大公报》均给予全力报道，作为一份私营报纸，这在以往是不多见的。 《大公报》上海总部作为总管理处开支较大，自负盈亏比较吃力。解放初期，上海《大公报》销售16万份，到1952年已降至6.3万份，广告收入亦大减，仅为四年前的40％。到1952年10月，报馆合计累赔41亿多元，折合美元大约20万元，当年向政府借款总数已超过《大公报》总资产的一半以上。[6] 早在1949年11月30日，中宣部就曾致电华东局宣传部：“私营报纸及公私合营报纸，在现阶段，有其一定的必要，故应有条件予以扶助”；并要求华东局宣传部扶助《大公报》，“拨给适当数目纸张，作为公股投入该报。”这种经济扶助有别于银行贷款，直接作为股份投入，使得私营报纸的产权结构开始发生转变。[7] 作为民营报纸，享有盛名的《大公报》之所以变成这种情况是有深刻的原因的。 首先，新中国成立初期严格的新闻内容管制和随后实行的分工体制对《大公报》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一政策使得私营报纸在发行市场上面临着一种不利的局面：办报特色逐渐淡化，新闻报道无法满足读者的信息需求，即读者对私营报纸的需求量下降；分工体制使私营报纸的读者只能局限在一定范围之内，使原来具有全国影响的私营大报只能放弃外地市场，影响了报业的发行市场。 其次，发行渠道也发生了重要的改变。解放初期，私营报纸的生产和发行都是以报社为独立主体进行的。但在1949年底召开的全国报纸经理会议要求“报纸发行工作……逐步地全部移交邮局办理”。[7] 1950年春中国报纸发行即逐步开始实行“邮发合一”，报纸发行成为各级邮电局主要业务；报纸被划分为全国、大区、省城、专区、直辖市等各种级别，并限定各自的发行范围；各报社在报纸交由邮局发行时，原有发行人员全部（或一部）调归邮电局领导，列入邮电局编制。[8] 比起党报，私营报纸与邮电局签订“邮发合一”协议相对较晚，但“邮发合一”在当时是大势所趋，各报的发行系统逐步转向邮局。政府规定实行“邮发合一”，目的在于节约发行力量，扩大报纸的发行面，简化发行系统。邮局在开始发行报纸时是将其视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的，但实质上报纸发行成为邮局的专营业务，处于行政垄断的有利地位。在发行统一交由邮局代理之后，私营报纸剥离了原有的发行部门和人员，原先经理部和编辑部并重的组织结构演变为以编辑部为主。这就意味着，私营报纸的生产仍由报社进行，但销售已经纳入整个报纸生产消费的计划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中，生产者（报社，特别是中共党报）享受国家财政补贴，作为产品的新闻纸既在质量（报道内容）上受到严密的管制，在数量（发行）上也受到定期定额的严格管理；消费者以各机关和干部为主，订阅乃至报纸的生产、流通、消费都依靠财政补贴，从而形成了一个财政资金的循环。它面向的不是竞争的市场，而是计划体制。[9] 受此影响，私营的《大公报》处境极为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