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17日至20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历史研究》编辑部、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主办的“1940年代的中国”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是继“1910年代的中国”、“1920年代的中国”、“1930年代的中国”之后，又一次举办以“年代”为论域的民国史国际研讨会（前两次会议的共同主办单位为《近代史研究》编辑部）。本次会议的规模超过以往各届，共有来自中国内地、香港、台湾及日本、韩国、美国、意大利的近百位学者与会，提交论文64篇，内容涉及1940年代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思想、文化、教育、宗教等诸多方面，与会学者围绕相关问题进行了热烈而富有成果的讨论。 1940年代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关键和转折意义的10年。中国抗日战争终获胜利，国共两党的长期角力终有结果，国民党退出在大陆的统治，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若将1940年代大致划分为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两个阶段，则与会学者提交论文关注的主题在数量上大体各半，亦有一些学者讨论了贯穿整个1940年代的宏观问题，或将视野向前、向后延伸至更长的历史时段，从更为长程的角度观察历史的演变。 如何理解1940年代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意义，尤其是1940年代后半期中国历史的大转折，即国民党因何走向失败，共产党因何走向胜利，向为学术界所关注。本次会议期间，不少学者从国民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运作、党务工作、政权建设等方面，探讨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王奇生以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在军队中恢复政治工作为背景，讨论国民党军队政工的成效，认为在“武主文从”的大背景下，国民党的军队政工党务已无法恢复北伐时期的功能与信誉，政工成为军队的附庸，党务成了政工的附庸，最终形成党不如政，政不如军的局面。南开大学江沛考察了抗战时期国民党的党务经费问题，认为国民党面对内外批评及形势变化等压力，虽然提出“党员养党”的口号，但并未改变“国库养党”的实质；战时国民党基层组织的经费严重不足，影响到其基层党部的活动。台湾中研院近史所任育德则利用国民党官员王子壮的日记，透过国民党党工的视角，观察其党务活动的实况。关于战后国民党的中央政策运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汪朝光以国民党六届三中全会为中心，考察了1947年初国民党内面对其执政危机时的讨论和因应之道。台湾政治大学刘维开则以1948年春国民党六届临时中全会围绕总统提名等问题的讨论，追溯了1949年初蒋介石第三次下野的起源。 在有关国民党内外的组织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贾维探讨了蒋介石成立三青团的动机，认为团结国民党内部各派、统一全国青年运动，才是三青团成立的基本动机。台湾大仁科技大学冯启宏考察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的人事调查工作，认为其虽达到了“综合名实”的目标，但其实际影响力有限。 在国民政府与基层社会的关系方面，四川师范大学曹成建通过梳理国民政府时期保甲连坐处罚规定的变化、实施情况及制约因素，认为传统保甲连坐的功能已不适用于民国时期的乡村社会。中山大学曹天忠通过新县制中“政教合一”的渊源和背景以及二者关系由“政教合长”到“政教分长”再到“政教相连”的演变，考察国民党企图通过实行新县制加强对基层社会的统制，但却被主客观相反的力量和因素予以消解甚至造成反弹的过程。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吴燕以四川为例，考察了抗战时期实施地方司法经费统一划拨的曲折艰难的过程及其结果，认为其并未达到最初的设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高凤义则以1943年内蒙伊克昭盟事变从发生到解决的过程为例，认为民族大义是国共两党和伊盟三方政治博弈的道德底线。 关于战后的国民党人物研究，台湾“国史馆”吴淑凤探讨了卸去公职后的宋子文在1949年国民党撤守台湾过程中的有关活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褚静涛以蒋渭川为例，考察了战后台湾接收和重建过程中的有关情况。 理解1940年代中国历史变迁的重要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壮大以及中共根据地的有关政治、经济、社会问题，这方面的研究一向备受学界关注，此次会议亦有不少与会学者对此有进一步的探讨。 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田中仁通过对中共中央文件、电报、组织史资料的分析，考察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党与军的关系。四川师范大学田利军则考察了华北抗日根据地乡村直接民权的实施过程，认为这样的选举过程始终贯穿着民主精神，而三三制政治模式的运行是根据地乡村民主运动推进的历史背景。美国亚利桑那大学麦金农（Stephen R.MacKinnon）探讨了身为中共秘密党员的陈翰笙和冀朝鼎在1940年代如何以他们的工作而削弱国民党统治的过程。上海大学陈德军则考察了1949年中共在全国获胜前后对于省主席任命的声望、人缘、地缘因素的考量。 1940年代中共在其农村根据地实行的社会经济政策，尤其是土地政策，是其力量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 华东师范大学杨奎松探讨了1946年中共中央发动土改的动机以及造成1947年土改发生“左”倾偏差的原因，认为中共发动的土改是基于对过去大革命失败经验教训总结而采取的应变措施，“左”倾问题的发生则是由于观念、现实、制度等种种复杂原因而造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黄道炫分析了老区土改过程中“侵害中农”现象出现的原因、情形、后果，以及中共“纠偏”的政策调整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王士花以山东根据地为个案，由减租减息的推行过程，考察抗战时期中共动员农民的策略、方针、方式、步骤及出现的问题，分析民众动员的程度对各地推行减租减息效果的影响。南京大学李里峰以土改中的诉苦为例，考察中共如何以此动员农民的政治热情及中共在土改中的微观策略运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