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海外所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的发现与利用，胡汉民晚年的相关史事渐为人所知。① 已有研究循单一线索演进的模式，分别揭示了胡汉民与蒋介石、张学良、冯玉祥等人的关系，及胡之创建“新国民党”、“联日制蒋”等若干活动。在这样的叙述模式下，各条线索虽条分缕析，但将每条线索相加重叠，所呈现的似尚非胡汉民晚年活动的“全景图”。新近出版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使“重回”胡汉民晚年的历史现场成为可能，同时也向学人提出挑战。这批以信札、函电为主的新资料不仅夹杂大量代码隐语，内容庞杂无序，解读起来有一定困难；最大的挑战是，若干史料价值极高的胡与其密友之间的信函，落款只有日，缺失的年与月，须根据函中所提及的人物行踪、史事内容，排比各种已刊、未刊资料，逐一核实判定。② 正因前期“技术”工作相当繁琐、费时，数年来潜心于此的陈红民教授将之誉为“有待继续开发的史料宝藏”，慨叹很多重要问题仅“露出冰山一角”。 本文试图将散落各处的历史“碎片”，以时间的原始逻辑连缀拼合，通过细察隐秘于史料“丛林”间时隐时现的人与事的内在联系，勾勒出四届五中全会前后胡汉民及其周围相关人群的活动轨迹，呈现西南内部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力争展示胡汉民等人在矛盾处境下的尴尬心境。 对蒋无门 1931年2月胡汉民因“约法之争”遭蒋囚禁，同年10月获释后，即由沪赴粤，定居香港，成为西南政治领袖。福建事变后，受西南内部因素的影响和南京内部迎胡倒汪活动的推动，西南与中央从对立走向交涉。经过一番折冲后，西南虽保有半独立现状，但从大势看，已处于消极、被动的守势。③ 面对西南困局，胡汉民虽一面感慨“支撑若干时，终于不救，至于术数上之命运如何，盖非所知也”；同时亦坦承“不能不作死马当活马（医）之想”。④ 为应对西南不生不死的局面，胡一面力主采取攻势，欲以攻为守；一面顺势抬孙（科）倒汪（精卫），以求分蒋（介石），同时亦可藉此与中央保持联系，为自己寻找出路。 福建事变后，中央方面欲借“地利”、“人和”之机，积极推进统一进程。一时鄂、湘告急，纷纷遣使南来。胡见事有可为，1934年4、5月间，主张由两广提召西南国防会议，“为对内对外预占地步”。胡汉民认为：蒋介石之为人“究竟不出欺善怕恶”，“我人既知一味敷衍示弱不能了事，即不能不于政治、外交等事，以攻为守”，而“提出国防，可以作士气而得人心，且即因此而启衅，亦非无价值之牺牲，胜于一味退膺者实多也”。⑤ 胡此时可能受湘、鄂代表“组府”“出兵”等请求的影响⑥，一时心血来潮，重又提及开府问题。胡虽认为局势刚有起色，便谈及开府，“言之似过早”，然“凡事豫则立”，“开府之着，恐终不可少”。⑦ 胡汉民虽从战略大势着眼，为打开西南局面积极筹划伐交伐谋之策，然落到实处，则因陈济棠“不敢为天下先，遂至着着失先”⑧。面对湘、鄂危情，陈不为所动，欲以不变应万变。李宗仁尽管力主出兵援湘，期待时任湖南省主席的何键能够成为当年响应北伐的第二个唐生智，但因经济上受制于粤，不得不惟陈是瞻，并退而求其次表示“但得有期，稍迟无碍”。 鉴于粤陈、桂李态度缓急不同，胡汉民、萧佛成转向后者，欲桂先当其冲。萧甚至突发奇想，认为“军事则最宜由桂先发，粤暗助以饷，而为武装调停之形势，不可能时，则合力以向门神（蒋介石，作者注）”⑨。在李不得不以兵寡饷乏的实情相告后⑩，萧只得面对现实，承认“真无办法”，“桂诚力薄，不足以有为，只可设法再咻某兄（陈济棠，作者注），使之助饷，而桂得增兵，或尚有希望”。（11） 看到陈济棠既无决心又舍不得钱的“老毛病”再犯，胡亦只得慨叹道：“今但冀其在程度上稍过得去耳”，“鸣翁（萧佛成，作者注）所主张真是要着，若连此无之，他人只有望之而去。唇齿相依者尚如是，其他更谈不到矣。”（12） 胡汉民筹谋军事倒蒋的同时，却通过时任立法院长的孙科，与蒋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孙科是南京政府内部迎胡排汪的主要力量之一。据时任中央党部秘书的王子壮观察：“孙（科）与汪同来京合作，行政院长既不得不去，于是迟疑甚久，始就立法院，其目的盖欲为梁寒操、马超俊等谋一二阔部，如铁道、交通是也。在汪方始仅得一实业部，后则铁道、外交及教育相继攫得，而孙无所获，于是衔汪甚。”（13） 胡之所以借重孙科，是欲抬孙来倒汪，以达分蒋的目的。关于这一层意思，陈济棠和邹鲁有过精当的表述。陈云“对宁必须设法捣乱，一法不成，再设一法”。邹谓“攻汪之意，实在对○（蒋介石，作者注）”。胡认为这两种意见皆“极中肯綮”，“我人宜本此宗旨做去”。（14） 除抬孙倒汪这出公开上演的旧戏外，此时胡又欲通过孙秘密串演“出洋”的“新剧”。“出洋”是当时政治人物以退为进的惯用手法之一，官场上失意的时候低调出洋，休养生息，一旦时机成熟，便在国内政坛的“千呼万唤”声中高调回国，东山再起。关于胡汉民的出洋，当时政坛屡有传闻。此类传闻有时是胡汉民方面为了试探南京政府对自己的态度，有意传播，但多是南京政府内部排汪势力故意制造的政治宣传，借以迎胡排汪。成就“出洋”的关键要素，一为名分，二为经费。经费尚可自行勉筹，而名分则万万不可“自封”，还须“名正”方能“言顺”。为此，胡指示亲信李晓生向孙科转达“条件”：“须有常委授权，须汪、蒋亲笔书来，有所表示，须秘密进行，须多筹费用等等。”（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