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F1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8-0460（2007）05-0101-07 自20世纪90年代始，学界对垄断产业的研究日益增多，其中大多从政府或规制机构等“公”的层面介入，主要关注规制者和垄断企业的关系、解决措施及对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影响。然而，这些研究对垄断企业与行业内非垄断企业之间关系的探讨存在不足，而且忽视社会民间团体和消费者对垄断企业的“规制”作用。本文以1928-1949年国营邮局与福建批信局① 的关系为例，从历史经验探讨可竞争市场理论的可行性，以及社会民间力量对垄断企业的“规制”。② 可竞争市场理论（Theory of contestable markets）由美国学者鲍莫尔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该理论假设：（1）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完全自由，与现有企业相比，潜在进入者在生产技术、产品质量和成本等方面不存在劣势；（2）潜在进入者能够根据现有企业的价格水平评价进入市场的盈利性；（3）潜在进入者能够采取“打了就跑”（hit-and-run）的策略自由进出市场，有利可图就进入市场，无利可图就撤退。由于不存在任何沉淀成本，因而企业也不存在退出市场的障碍。潜在企业进出市场可以完全自由，因而可形成近乎完全的可竞争市场，潜在进入是约束垄断压力的强有力手段，尤其是交叉领域，可竞争市场不存在任何超额利润，垄断行业会被迫消除生产和管理上的低效率，成为有效率的垄断，国家干预和治理就没有必要。[1] 可竞争市场理论为探索政府规制提供了一种分析工具，它突出沉淀成本、自由进入和退出市场的重要性，强调潜在竞争对促进产业效率的积极作用。该理论在学界引起很大争议，批评主要集中于假设部分，尤其是沉淀成本为零的假设，认为它不符合实际，存在很大局限性。[2] 批信局主要经营华侨及眷属的汇款与信件，随款信件多无详细地址和具体收信人姓名，邮局根本无法寄递；此外还提供上门收送信款、代写信件等服务，形成“帮号”制、三盘制等特殊经营制度。[3] 由于各种原因，邮政总局1934年取缔民信局时保留批信局，允许其“专营国外侨民银信，及收寄侨民家属回批”。[4] 311因此，国营邮局虽然处于垄断地位，但不能取缔批信局、将其彻底驱出侨批市场，这为可竞争市场的形成提供了可能。福建侨批市场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首先，侨批市场进入壁垒低，批信局可以自由进入。批信局“非一种买卖之营业性质，纯系一种传递之性质，全属于有限之劳力代价，亦无资本之必要”，“以挑夫计”。[5] 406批信局对资本和技术要求都不高，营业全凭个人信用，只要有较好的人际关系和信用便可筹办。[6] 475日本人的调查报告也认为：“信局收取他人资金而代送至乡里，因此自己不需要特别的资金。”[7] 8720世纪30年代王家云调查显示，每家批信局资本约700至1000元，17家平均资本只有871元。[8] 由此可知，侨批市场进入壁垒极低，潜在业者随时可以进入市场。 其次，侨批业利润丰厚。利润包括侨汇收益和邮资收益，前者是主要来源。侨汇收益包括手续费、汇率、运用侨款以及山票等收益。由东南亚至厦门的信汇一般收0.8％的手续费，票汇不足 0.1％，经厦门转汇费约为2％-3％；批信局更注重汇率，通过汇率差赚取利润，这是最大宗收入，远超过手续费；[9] 17兼营进出口业务或期货交易的收益；将侨眷低息或无息存款转存银行或贷给企业，银行利息足够内地分局的日常费用，若贷给工商业者收益更丰厚；[10] 福建批信局还发行没有资金保证、在市场流通并具有货币功能的山票获利，如晋江捷兴等批信局每家资本从一千元至三千元不等，但发行的私票却有数万甚至近十万。[11] 除侨汇收益外，批信局还有少量邮资收益。 最后，沉淀成本少，批信局可以自由退出市场。批信局规模较小，员工不多，组织结构简单。批信局以天一局规模最大，鼎盛时总分局33个，雇用职员556人，其中国内163人，国外393人[12] 176，每局平均人数也不过17人。30年代晋江批信局员工最多的为45人，最少的仅2人。[8] 组织结构也非常简单，一般而言，批信局有负责招揽业务并与他局往来的经理一人、负责出纳与会计的管柜一人、专司带送厦门至内地信件或汇款的跑街一人、负责登记信件数目及其他事宜的伙友及学徒数人。[13] 内地分局多由商店兼营，人员也多由商店人员兼任，最多另设司账一名，雇用几名信差。[14] 71有些批信局甚至只按邮路雇用派送员（差头），信差由差头自己招募，信局不付工资。[9] 103由于沉淀成本极低，业者退出市场损失非常小，无利可图时随时可以退出市场。 以上分析表明，侨批市场已形成可竞争市场，从福建批信局数量和更新频繁度也可见一斑。 1931-1949年，福建全省批信局总号最少也有97家（1945年），最多达255家（1931年），其他年份都在110家以上（除1944年99家）[4] 361，若计分号更多，最多时达2469家（1946年）。[15] 另外还有很多家没有登记或借用他局牌照营业，厦门1949年无照经营达30多家。[16] 另外，批信局更新频繁，多在十年以内，超过二十年的甚少，短的仅一年。[17] 21-22因此，批信局可以采取“打了就跑”策略与邮局周旋，进退自如，从而实现对国营邮局的“规制”。 邮政总局虽然允许批信局继续存在，但并未放弃彻底取缔之心，而是加强管制，极力限制其发展，“采用逐渐取缔办法，以期其自归消灭”[4] 341，实现国营邮局的完全独占。批信局也动用各方面力量周旋，邮局始终受到一定程度的“规制”，独占企图并未实现。总体而言，国家邮局与批信局的冲突大致分为以下三方面：
